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12日訊（記者韓柳潔）2015年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兩會期間，總工會界委員關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如何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總工會界全國政協委員從法律制定、完善、執行以及勞動相關機構設置等多個方面提交提案，聚焦當下廣大職工最關心的收入分配、勞動權益保障等問題。

　　立法

　　全國政協委員陳榮書：集體協商立法，保障職工工資權益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者參與收入分配、共享發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強烈。最近一個時期，勞動爭議呈現出由追討工資、追繳社會保險為主向要求增加工資、提高福利待遇、合理確定勞動定額轉變的趨勢。全國政協委員陳榮書表示，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是讓職工共享發展成果，促進勞資雙方關系和諧的一項重要制度。

　　應形勢發展和社會訴求變化，黨的十八大要求“深化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改革，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護勞動所得。”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要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制定集體協商法，圍繞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作出一系列法律制度安排，有助于真正暢通利益訴求渠道、建立合理收入分配制度。”陳榮書表示，勞動合同法、勞動法、工會法中都有與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相關的規定，但是相對分散，而人社部出臺的《集體合同規定》和《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層級較低、效力有限，存在剛性不足的問題。

　　“制定集體協商法已經具備現實條件。”陳榮書介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統計，截至2014年9月底，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252.4萬余份，覆蓋企業686.4萬家。隨著集體協商工作的不斷深入，各地紛紛制定出臺了集體合同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截至目前，全國有29個省（區、市）出臺了集體合同或工資集體協商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

　　“這些都為《集體協商法》立法奠定了實踐基礎。”陳榮書提案呼吁全國人大常委會和相關部門盡快對《集體協商法》立法展開可行性評估，盡早啟動《集體協商法》立法日程。

　　修法

　　全國政協委員郭穩才：完善勞動爭議仲裁機制 暢通職工維權路徑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快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利益分化加劇。據人社部統計，自2008年勞動合同法及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實施以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逐年增加，一直高位運行。

　　“依法維權途徑是否暢通關系著勞動者權益是否能夠得到有效保障。”郭穩才委員表示，一旦發生勞資糾紛，勞動者的權益極易受到損害，而在維權過程中往往屬于弱勢的一方。目前勞動爭議的處理包括調解、仲裁、訴訟三個環節，如果矛盾糾紛不能及時調解，勞動者維權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有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對于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十分不利。

　　郭穩才以工傷案件舉例，發生工傷后，企業通常會賴賬，否認勞動關系，那么勞動者一方首先要打勞動關系認定的官司，經過一裁兩審確認勞動關系；然后，進入工傷認定，企業對工傷認定結果不服，還可以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最后，進入賠償階段，賠償金額又涉及仲裁訴訟問題。“勞動爭議如果不能盡快審理結案，勞動者難以去找新工作，生活也無著落，快審、快結、快執行才是對勞動者權益最有效的維護。”

　　郭穩才表示，我國將勞動仲裁作為前置程序，其初衷是希望借助仲裁程序簡便、專業性強的優勢，及時有效的化解矛盾。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對大多數勞動爭議無終局處理權，仲裁實際上變為勞動爭議處理的“中間環節”，權威性被削弱。勞動爭議仲裁制度簡便、靈活、快捷的特有優勢難以發揮。即使是“一裁終局”制度，其狹窄的適用范圍也嚴重限制了進入終局裁決的勞動爭議案件數量，造成該制度沒有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完善調解制度，建立調處化解矛盾糾紛綜合機制進行了論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因此，郭穩才建議修改《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一方面完善調解制度，強化基層調解，盡最大努力把勞動爭議化解在基層；另一方面改革完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推動仲裁社會化，實現“或裁或審、裁審分立”，改進勞動爭議司法審判制度，簡化審判程序，設立專門法庭，建立及時、高效、便捷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

　　執法

　　全國政協委員董秀彬：開展勞動法執法檢查 讓法律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發展，勞動關系日益多元化、復雜化，勞動用工、工資分配、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等領域勞動爭議持續高發，職工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這是經濟轉型時期難以完全避免的問題，但勞動法律沒有得到充分落實也是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董秀彬委員表示，勞動法執法檢查對于貫徹落實勞動法、維護職工權益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上一次勞動法執法檢查距今已有10年，勞動關系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矛盾，在勞動法實施20周年之際，有必要再次開展勞動法執法檢查。

　　董秀彬表示，通過開展《勞動法》執法檢查最大的意義在于進一步推動勞動法律的貫徹落實。面對日益復雜的勞動關系發展狀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勞動法》執法檢查，有助于督促各級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加強執法，督促企業嚴格依法經營、依法用工，提醒勞動者依法維護自身權益，推動各方面共同構建和諧穩定、協調發展的勞動關系。

　　此外，董秀彬指出，2006年以來，我國勞動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多部勞動法律先后出臺，勞動法制建設取得全方位的進展。但同時工資、集體合同、勞動監察、企業民主管理等方面的立法還存在層級低、效力弱等問題。《勞動法》在勞動法律體系中居于基本法位置，近幾年出臺的各項勞動法律都與《勞動法》的內容直接相關，法律之間的協調統一非常必要。“開展《勞動法》執法檢查，及時發現問題，總結經驗，全面深入地掌握和分析法律實施情況，將十分有助于立法機關進一步加強勞動法制建設、完善我國的勞動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