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穿新鞋走老路”

　　為了能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各地可謂下足了功夫。一方面，頻頻到北京“跑部”，“拜訪溝通”，以求得各部委表態和答復；另一方面，在各個場合強調自身的“特色”和“優勢”。

　　例如，作為毗鄰日韓的地區，青島強調的是中日韓合作；而漁業資源豐富的浙江舟山則強調海洋經濟；與臺灣一水之隔的廈門主打的是“對臺自由貿易園區”；靠近東盟的廣西試圖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連接中亞的新疆則正在討論設立“中國-中亞自貿區”；重慶則希望自己成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的高地，因此申請成為“內陸自貿區”……

　　張燕生評價道，結合本地優勢和特色謀劃自貿區發展思路無可厚非，“但從一些地方提交的申請報告來看，基本上還是過去多年模式的重復，仍舊停留在開發區、產業園區建設的層面上，沒有多少新意。”

　　這并非個別觀點，采訪中，針對前一階段的自貿區申報熱，專家們的最大指摘，便是一些地方仍在“穿新鞋走老路”。“至今還沒有搞清楚自貿區究竟是什么。”王新奎感慨到，當前一些地區的思路很“幼稚”，就是“先拿到審批方案，再搞到一大片地，接下來大興土木、招商引資，弄出一個新區來”。

　　在很大程度上，這或許是習慣使然。長期以來，許多地方一直十分迷戀所謂的“特區經濟”，習慣于以優惠政策、特殊待遇為導向進行園區建設，偏好于依靠搶投資、拉項目、圈資源來推動經濟增長。在自貿區正式登臺之后，又有不少人將之當成了新的“開發區”。以為有了它，就可以獲得國家優惠政策，投資自然源源涌入，地方經濟就會迅速騰飛。

　　特別是面對當前經濟調整大背景下的現實壓力，給了地方更多“要政策、搶優惠”的“動力”。去年至今，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今年一季度，有27個省份GDP增速回落。面臨壓力，如果能憑借自貿區的“東風”，拉動經濟增長，對許多地方而言，無疑是一個充滿誘惑的選擇。

　　因此，一些省區市負責人甚至直言不諱把申報自貿區當成新一輪“政策洼地”和招商引資的“利器”。“這明顯與中央的初衷相背離。”王新奎表示，中央對自貿區建設的要求很明確，就是以開放促改革，挖掘改革紅利，激發市場活力，在沒有特殊政策和優惠政策的情況下，尋求經濟增長的動力。

　　“拼政績、要政策”的老想法，顯然與中央設立自貿區意在破舊立新的戰略意圖背道而馳。

　　當然，作出改變并不容易。即使是上海，在反復修訂自貿區方案的6個月時間里，也經歷了非常艱難的轉變過程。從側重制造業投資準入到解決服務業的投資準入與服務貿易的便利化，從一開始希望有一些優惠政策到最終中央要求營造一個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思路上的轉變堪稱巨大。

　　“改革未必一定要掛牌子”

　　據本刊記者了解，盡管被暫停，但自貿區申報的大門并未徹底關閉。

　　“中國幅員遼闊，每個地區經濟特征和發展優勢不同，各地在國家發展戰略中肩負不同的使命。”按照霍建國的理解，只要上海的可復制經驗比較成熟，各地的方案又有較強的說服力，對帶動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最終應可以考慮結合不同地區特點設計不同的自貿區進行試驗。

　　“對于地方而言，關鍵是把握好自身的發展優勢，定位好自身的發展方向。”他談到，“既要體現出改革和制度創新的內容，又要從各自的實際情況出發，從省情、區情以及各個地區不同的比較優勢、把握好各自所處的發展階段，以及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位置及突出作用，進一步細化和完善試點方案，這樣就可以在全國陸續形成一些改革試點地區。”

　　在他看來，現階段自貿區的推廣試驗不僅要更快地探索出一套有效的改革經驗，同時還應帶動經濟發展。

　　“更為重要的，則是國家從整體利益的角度加以平衡，要考慮到各地監管、調控的能力有多大，也需要一個開放次序的統籌考慮。”因此他認為，對于中央及有關部門而言，現在需要做的，就是在總結上海自貿區運行經驗的基礎上，盡快從全局的高度推廣出一個指導性的意見，讓各地對全國下一步可能推進的自貿區規劃有一個總體的了解。

　　當然，禁令解除之前，地方政府依然可以大有作為。“改革未必一定要掛牌子。”霍建國強調，地方若要追求改革與發展，未必非要設立自貿區，“地方的熱情可以理解，但與其把寶都押在自貿區試驗上，還不如因地制宜地提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案。只要突破了束縛，解決了發展活力問題，也能達到同樣的目的。”

　　在其看來，如果地方能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把能做的簡政放權都做好，減少地方管轄的審批、改進服務，也屬于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范疇。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