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對策

　　擠走高息存款 轉為理財產品

　　風聲緊，銀行寧愿存款減少，也不愿撞在“嚴查嚴打”的“槍口”上。 “如果你恨一家銀行，就在每月最后一天給她存錢”，這是網絡上，針對銀行被銀監會上了一道“月末存款偏離度不得超過3%”緊箍咒之后的調侃。

　　“某些銀行今年的策略是擠掉水分，所以它的財報會看起來‘流失’了大量存款,而銀行業整體而言，減少的那部分存款，正是銀行自己努力擠掉的存款，尤其是需要支付高息的部分。”一位銀行高管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盡管，銀行存款減少是大勢所趨，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銀行自己也是推動存款減少的主要力量。

　　或者，銀行主動將存款轉為理財產品。某股份制銀行人士透露，上月末該行總行向分行曾下發嚴厲通知，要求嚴控季末存款增長，否則則追究分行行長的責任，“當時各分行行長壓力肯定很大，不但不敢主動去拉存款，而且盡量要求客戶不要在季末存入大額存款，如果非要存入，則建議他們通過買理財產品的方式來變通”。

　　“很難想象銀行業者在9月的中下旬里到底有多窘迫，但嚴厲的存款偏離度考核新規在一夜之間就得到了堅定執行，他們行動的態度與結果應該會讓監管層比較滿意。”媒體評論稱。

　　禁止“沖時點”的文件明確禁止8種拉存款的手段，對于月末存款偏離度超過3%的銀行，銀監會規定，自下月起連續暫停準入事項3個月以上；對于一年之內月末存款偏離度兩次超過3%的銀行，適當降低其年度監管評級。對于月末存款偏離度超過4%的銀行，將面臨更嚴重的懲罰。

　　在鐵腕的行政壓力之下，該行有效地實現了季末存款規模的環比下降，成功地實現了日均存款的健康增長。“起碼，存款偏離度這個指標是達到了”。

　　一出苦肉計

　　央行有要求 地方也有要求

　　央行的要求算是達到了，但商業銀行的苦衷被放大了——存款規模的下降，直接將銀行逼向了存貸比上限。

　　截至2014年9月末，建行、交行存貸比分別為72.02%、73.92%，逼近75%監管上限。存貸比即銀行貸款總額/存款總額，商業銀行是以盈利為目的，就會想法提高存貸比例，因為存款需要銀行支付利息，如果一家銀行的存款很多，貸款很少，就意味著它成本高，而收入少，銀行的盈利能力就較差。根據《商業銀行法》相關規定，目前商業銀行存貸比限定在75%以內，以保證銀行不會過度放貸引發金融危機。

　　于是問題環環相扣：為了避免銀行應付“存貸比”而“沖時點”攬儲，銀監會規定了“存款偏離度”，而為了應付“存款偏離度”，銀行要求取消存貸比。

　　其實取消存貸比限制的呼聲由來已久。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２０１４年４月的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就強調了存貸比的諸多弊端，甚至損傷實體經濟。由于商業銀行貸款投放依然受到貸款／存款不得超過75%的限制，所以為了能貸出去更多款，銀行必須在財務報表上，展現出足夠多的存款。

　　中行原副行長王永利也指出，商業銀行存款沖時點的目的是保貸款的較高增長，特別是作為上市公司的銀行，按照規定需要每個季度披露一次信息，因此銀行在季末沖時點，而非每個月末都沖時點。

　　那么，取消存貸比就能解決問題嗎？會否摁下葫蘆浮起瓢？

　　“銀行業畢竟是國有為主，監管部門與銀行之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配合。銀監會對銀行的各種監管，只能是行政上補缺補漏，無法根本上解決，容易出現換湯不換藥的情況，這是體制本身決定的。”某經濟學家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

　　某銀行負責貸款的客戶經理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我不愿意放松存貸比，慢慢就成次貸危機了，很多銀行會爆掉，而且存款少了，也做不好貸款。”

　　他解釋說，“取消存貸比，存款就會流到理財產品，因為銀行沒有了吸收存款的法定約束力。而只有擴大存款規模，才能多放貸款，一旦存款流向理財產品，企業貸款的代價就會更高。”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存款減少萬億，銀行總資產卻沒有太大變化，減少的存款很大程度被變成了理財產品，或者說是沈建光所指的影子銀行系統。

　　因此，在銀監會明確禁止的手段中，銀監會也特地強調，“禁止通過理財產品倒存。理財產品期限結構設計不合理，發行和到期時間集中于每月下旬，于月末、季末等關鍵時點將理財資金轉為存款”。

　　該客戶經理說，取消存貸比其實對理財客戶也不利。“沒有存貸比限制，銀行就發收益低的理財。你看看五大行郵儲行的理財，比股份行小城商行的至少0.3％至1%左右。因為他們存款多，郵政儲蓄銀行存貸比20%不到，五大行60％至70%，股份行小城商行70%左右。”

　　業內人士認為，存貸比已經漸漸在失去真實反映銀行流動性風險等作用。然而，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近日在署名文章《我國銀行流動性監管制度變革——銀行監管改革探索之四》中表示，存貸比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流動性指標，因而存貸比的存廢問題不是一個流動性管理問題，而是信貸管理問題。

　　沈建光也告訴記者，“在取消存貸比之前，必須將影子銀行的監管進一步落實，因為一旦商業銀行不受存款與貸款比例的約束，流向影子銀行的資金可能進一步增加，放貸、吸收資金的風險都將加大。”

　　正如沈建光擔憂的，王兆星也表示，取消信貸比首先需要回答３個問題：包括放棄存貸比監管后，資本等監管指標和商業銀行自我約束機制，能否有效約束信貸擴張？是否允許不同業務模式的商業銀行存在和鼓勵市場細分？新的流動性指標，如凈穩定資金比例能否有效填補取消存貸比指標后留下的空白？

　　王兆星認為，如果對這３個問題都能得出肯定的答案，才可以放棄將存貸比作為“監管指標”，而遵循國際慣例將其列為“監測指標”，進一步放松管制，釋放金融活力。

　　沈建光說只要管理好了影子銀行，取消存貸比就不需要過分擔憂，“目前已經放松了存貸比，而取消存貸比需要修改《商業銀行法》，2015年應該會通過實施。由于商業銀行存款入庫央行的比例是20%，所以存貸比最高也不會超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