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庫時代”帶來新水情

　　如果說開發與保護的矛盾是生態保護中遇到的普遍問題，具體到長江經濟帶，湖庫時代的到來是如今面臨的新背景。

　　隨著長江上游干支流陸續建成并投入運行一批大型水庫、水電站，以及南水北調等重大調水工程的實施，長江中下游水文情勢有了新的變化。就如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解振華在調研中談到，長江生態系統已從河流生態系統變成了湖庫生態系統。

　　對于湖南而言，“我們感謝三峽水庫的建設運行，為沿岸避免洪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獲益的同時也面臨新的問題。”湖南省副省長張碩輔表示。“出現了水位逐年降低、枯水期時間提前、枯水期延長等現象和趨勢。部分湖泊、濕地因此萎縮、支流河段斷流干涸、長江水生生物生境條件也發生新的變化。”

　　以洞庭湖為例，受三峽工程蓄水影響，由于清水下泄、河道下切等，長江入洞庭湖水量從每年1500億立方米下降到500億立方米，衰減66%；枯水期更從500億立方米下降到80億立方米，衰減超過八成。由于長期洞庭湖水量出多入少，湖區的各類濕地正向湖心轉移，呈明顯退化趨勢。水域面積的萎縮導致越冬候鳥、水類生物生存空間和環境的逐漸惡化，湖泊濕地自凈能力降低，局部水污染加劇。

　　專家指出，水利工程的建設并不會造成水資源的浪費，還會起到調洪、蓄水等調節作用。現在的關鍵在于水資源的科學調配。

　　解振華認為，在新的水情背景下應利用已經建好的水利設施，在閘壩調控上做文章，通過調節存儲水量使長江流域適應江湖互動現狀，自然恢復湖庫生態。全國政協委員沈瑾對此深表贊同。

　　新的河湖關系也凸顯出科技支撐能力的不足。據悉，濕地常規生態監測目前僅在國家重要濕地和部分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不能對全區域濕地保護提供科技支撐，濕地修復技術、基礎設施、手段、專業人才等也不足以適應長江經濟帶濕地多樣化需求。再加上對新型江湖關系帶來的影響估計不足，缺乏全面科學的綜合考察與應對措施。

　　“九龍治水”水不治

　　除了關注水情變化帶來的新情況，調研組發現，在濕地具體管理中，資源管理權屬不清成為了困擾長江經濟帶濕地保護的重要因素。法制建設滯后和行政管理上的“九龍治水”是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

　　據悉，濕地資源包括土地、野生動植物資源以及生態資源等。按照我國現行的管理體制，雖然國家層面明確林業主管部門牽頭負責濕地保護管理工作，但實際管理中是按照不同資源要素分部門管理的模式。

　　“統計一下具有濕地管理權的部門，就涉及林業、環保、水利、農業、漁業、國土等26個。”張碩輔給出的數據令人吃驚。“由于國家層面缺乏一部明確濕地保護要求和界定相關部門職責的法律，不同部門適用于各自的法律，客觀存在職責交叉不明、責任不清、多頭管理但都不管的問題。”

　　岳陽市副市長熊煒對此有著深刻的感受。“法律不配套、不協調甚至相互沖突，給實際執法帶來很多障礙”。熊煒向調研組解釋，“在國土法規定的土地分類中，濕地仍屬于‘未利用地’，即未被開發及無主地。雖然林業部門按照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禁止在自然保護區內進行砍伐、放牧、狩獵、捕撈、采藥、開墾、開礦、挖沙等活動，但按照漁業法規許可，是允許在天然水域內捕撈的；按照國土、水利部門的法規，是允許挖沙、采礦的，土地承包法也規定允許在濕地內種植林木、蘆葦、蓮藕……”

　　荊州市洪湖濕地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相關負責人也頗有同感。“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管湖不管人，沿湖周邊主要的鄉鎮和行政村管人不管湖，各自為政，很難形成保護的合力。”

　　不僅管理部門之間權責不清，流域內各省市之間、各地市之間不同行政區域也存在分權的矛盾。“洞庭湖土地所有權分屬4個市17個縣市區，其中還包括國有、集體所有等形式。”湖南省林業廳廳長鄧三龍感慨，“多種資源、多種權屬、多個所轄市縣及管理部門交集在一起，致使管理難以到位。即使地方頒布實施了地方性的濕地保護條例，也因為沒有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層級較低，在法律效力上有限。”

　　此外，投入不穩定且沒有形成專門的濕地保護補償機制也成為各方反映的主要問題。據反映，國家近年來雖然加大了濕地保護投入，但是由于濕地保護起步較晚，歷史欠賬多，投入仍然不足。2006年—2014年，中央累計安排濕地保護投資26.3億元。其中安排長江經濟帶10.5億元，平均每年僅1.3億元，遠不能滿足濕地資源常態性監測、濕地恢復、濕地保護執法等直接投入和保護濕地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補償。

　　湖北省林業廳廳長劉新池就很感慨，“現在中央在濕地保護中的投入為2.5元/畝，而農民各種稅費補貼是80元/畝，森林方面的補貼也不止這個錢。中央應提高濕地保護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