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甫最大的樂趣是把玩自己的收藏品。

　　單刀直入，縱橫恣肆，酣暢淋漓，齊白石的篆刻創作具有極高的藝術獨創性。出生于書畫之家的王文甫第一眼看到一方白石印章，就被深深吸引。此后，王文甫花費30年集齊了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的500多方印章。

　　回憶這個過程，王文甫感覺像是在剝洋蔥，一層一層地剝開，那些塵封在歲月里的過往，便一點一點地露了出來，卻也帶出了沖眼的辣味，讓人淚流。

陸質雅（左）與兒子一家在公園游玩。

　　一見鐘情　再拮據也要買下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港臺同胞來大陸收購書畫作品，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種交易行情。因為我出生于書畫世家，與書畫的淵源頗深，自己又喜歡收藏書畫，便慢慢開始參與書畫作品的交易，并從中交到了不少朋友。

　　那時候，我家住在淮海路與華山路交界處的一棟三層樓房里，客人進進出出。

　　第一撥客人，胡子一把，是我爺爺王康樂的畫友。有時，這些老先生也會去我父親王克文的畫室敘談，因為父親是研究美術史論的，在大學里教書。

　　第二撥客人，是我媽媽在電影制片廠的同事。《芙蓉鎮》拍攝時，導演謝晉常來找負責美術設計的媽媽商量。

　　第三撥客人便是我自己的了，我從事書畫交易的貨源也主要來自我“朋友圈”里的這些小伙伴們。他們也大多出身于書畫世家，畫是各家的“土特產”，他們常常把家中的畫弄出來賣給我，或者換我的電影票。因為媽媽工作的緣故，我兜里常有緊俏的內部電影票。有一次，一位伙伴急于拍女友及未來丈母娘的馬屁，用一幅好畫，和我換了三張內部電影票。因為參與藝術品交易，那時我身上常帶著“巨款”——一種“定活兩便”的銀行存折，等同于現金，可以流通。我常把一疊存折放在上衣口袋里，還故意露出一只角。現在想想，那時的我可真是“得瑟”，只曉得做生意賺鈔票，根本不懂收藏。

　　在我的“社交圈”里，有一位對我的收藏生涯至關重要的人，他就是陸質雅的后人——余師，雖然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陸質雅是誰，甚至根本沒聽說過陸質雅這個名字。

　　余師長我10歲。有一天，我去余師家，他拿出一方小印章給我把玩。印章用的是普通的青田料。我當時不懂篆刻，但卻莫名地對它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非我莫屬的收藏欲望。我把印章拿在手里仔細查看，當我看到邊款上刻著的“白石”兩字時，一下子驚呆了。從小到大，不曉得多少次，我從書上、從長輩們口中聽到這個名字。我當即想買下這方印章，余師卻撇著嘴說：“是小東西，沒啥意思。”但在我的堅持下，他最終將印章轉讓給我，價格好像是幾塊錢一個字。由此，我收進了人生中的第一方白石印。

　　后來，我跟隨朵云軒的金石研究專家莊澄璋先生，對齊白石篆刻藝術有了深入的了解。收藏印章，刻面是關鍵，而非人們一貫追捧的石材。齊白石篆刻尤勝于繪畫，我現在所收印章中，很多是陸質雅命句、齊白石篆刻的合創作品，陸質雅文學功底了得，齊白石更是用刻刀為這些文字增添力量，使得這些印章有著一種無邊的魔力。

　　之后，余師又陸陸續續、卻又是不斷地把白石印拿出來，他說拜托我幫他找買家。看得出，他自己也很喜歡這些印章，但他喜歡追求生活品質，錢總是不夠用。我對印章越愛越深，哪里會去找買家來買，而是我自己想盡辦法，不管用錢還是用物，必得向他換來了白石印才甘心。

　　1981年至1987年間，我收到了百余方白石印，但體積較小，石材普通。盡管如此，購價卻在逐年上升：如1981年開始時是每字五元，第二年就直接漲到每字十元了。

　　1987年，我去美國留學，開始在異國他鄉為生計掙扎。很快，余師也去了另一個國家。或許是適應性不強的緣故，他在國外生活得比較艱難，因此時常寫信、寄印給我。很多次，我自己也幾乎身無分文，吃了上頓沒下頓，但手里摩挲著余師寄來的印章，又舍不得退回去。至今記得有一次寄來的印中有一對雞血對印，美妙無比。白石老人在邊款上刻著：“質雅先生出佳石兩對，屬余刊之。此二鈕色若形霞之與白云，質溫潤如可人兒。白石記于舊京。”

　　我攥著這枚印章，手一直在抖；放下印章，心里又掂量起錢來，連著幾天，整宿整宿地睡不著。在收藏白石印的這些年間，這樣令我夜不成寐的情景時常出現。我太愛這對印章了，沒辦法，只得四處籌錢，又賣掉了自己的舊藏，才總算拿下了這對雞血對印。

　　慢慢地，我在美國站穩腳跟，甚至有了自己的企業。而從這個階段開始，余師拿出來的印章也越來越精美，無論是材質還是尺寸，較之以前都有明顯的提高。當然，價格也漲得厲害。

　　進入2000年后的數年里，余師將最后一批印陸續轉讓給我，這批印是齊白石的銘心絕品，代表了齊白石篆刻藝術的最高水平，而我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到2010年，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的500多方印章，全部被我收入。

　　整整三十年，我一方一方、一批一批地收藏，終于有了個圓滿的結局。

齊白石為陸質雅刻：廬在咸陽古道間

　　精美印譜　引來執著解謎人

　　當擁有的齊白石印章越來越多時，我心中的謎團也越來越膨脹：反復出現在印面、邊款中的陸質雅，究竟是何許人也？

　　謎底在我遇到北京的文化學者孫煒后，慢慢揭開。

　　是精美的印譜引來了孫煒。當時，我為白石印做拓、集冊、出書，引起了收藏界極大的關注，很多人尋印而來，孫煒便是其中一位。他曾經在別處見過少量的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印章，正在浩瀚歷史中找尋陸質雅的蹤跡。我常常覺得，我和孫煒好像是這些白石印的兩個支點：我做收藏，是挖掘齊白石的藝術之美；　他做考證，是在歷史的故紙堆中挖掘過往。兩點合璧，才讓我的收藏有了學術考據的支撐。

　　孫煒認定了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印章，是尋找陸質雅身份的重要線索。在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的多方印章中，有　‘咸陽人’、‘春風無不近咸陽’等印文，為此，他求詢陜西和西安兩級政協文史委，但都沒有結果。此后，他又求教國內外多位收藏家和學者，甚至向正在編纂“中國人名大辭典”的著名古籍學家、錢鍾書先生的助手欒貴明求助，也沒有結果。

　　但他不愿意放棄，北京拍賣行的朋友告訴他，出現在拍場的齊白石為陸質雅所治印章均來自上海。于是，他頻繁往返于京滬兩地，一邊繼續在故紙堆里尋覓陸質雅蹤跡，一邊也找尋像我這樣的，與陸質雅、白石印相關的人。我們便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相識的。

　　一次偶然的機會，孫煒結識了陸質雅的獨子——著名教育家、生物學家陸時萬教授。但是，僅僅兩個月后，98歲的陸時萬就駕鶴西歸。不過，在陸時萬女兒們的幫助下，他終于揭開了神秘的陸質雅的層層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