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拒絕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

新京報：現在回憶2011年7月24日那場新聞發布會，是什么樣的感受？你自己怎樣評價？

王勇平：關于那場發布會，社會上的評價已經很多了。我怎樣評價并不重要，我只能說，我盡到了我的職責，做了我該做的事。

新京報：當時你在發布會上的處境是怎樣的？你對媒體的態度抱怨嗎？

王勇平：當時場面比較混亂，參加發布會的媒體朋友情緒也比較激動；加上2011年新媒體剛剛興起，我們對如何在那種輿論環境下應對突發事件還沒有經驗；又由于社會上很多人對高鐵事業有很多不同看法，鐵路自身也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特別是這次事故死傷了那么多人，媒體反應強烈，甚至有的媒體朋友把新聞發言人當作問責的對象，我也完全能夠理解，所以不存在抱怨的問題。

新京報：你當時了解事故的詳細情況嗎？

王勇平：開發布會時距離事故發生只有26小時，事故的原因還在調查。在調查結果還沒有定論的時候，誰也不知道事故的真實原因是什么。我連事故現場都沒來得及去，只能公布一些當時能夠掌握到的事故發生概況，更細致、更深入的情況都還不清楚。

新京報：面對圍在臺前追問的記者，你發言時的心態是什么樣的？

王勇平：對這次事故，我也非常痛心，因此我能夠理解他們。追問事故的真相是記者的責任所在，作為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我有責任有義務去努力滿足他們的知情權。

新京報：發布會后，記者不愿意離開，將你圍住，你當時是什么樣的情緒？

王勇平：宣布發布會結束后，當時很多記者認為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提問，于是沖到臺上把我圍住，有兩名記者把我兩只手抓得緊緊的，說不能走。我就在那種狀態下繼續回答他們的提問。我努力保持著自己至少是外表上的平靜。

新京報：對于你的標志性語言“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這是一個奇跡”這兩句話，你后悔嗎？

王勇平：從后來發生的情況看，或許換一種表達可能更好些。“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它是有語境的。當時網絡上盛傳埋車頭是掩蓋證據，掩蓋事實。我回答說我下飛機時，問接機的同志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他們給了我一個解釋，說掩埋車頭是為了便于繼續搶險，因為當時搶險現場狹窄，有一個泥潭，必須先填埋后才有助于繼續的救援。事實上，這是舉世皆知的事故，任何方式也掩蓋不了。其實話說到這里也就可以了，可是為了得到媒體朋友的信任，我又補充了一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至于“這是一個奇跡”，這個話是回答關于小伊伊的提問。提問說在鐵道部停止救援后，在吊車時發現一個活著的小生命。當時列車已經經過了多次地毯式的搜救，并且生命探測儀也顯示沒有生命跡象了，我們不可能在還有生命的情況下停止救援，事實上鐵道部一直也沒有停止搜救，即便是起吊列車時，也是分層起吊的，這才有可能發現幸存的小伊伊。小伊伊頑強的生命力讓我感到是一種奇跡。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答復。

新京報：說這兩句話的時候，你是不是生氣了？

王勇平：我沒有理由生氣。我是在誠心誠意地回答每一個問題，只能說回答的好與不好，但是我沒有拒絕任何一個問題的回答。有人說我當時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這是誤解我了。我在發布會上多次鞠躬表示道歉，這既是對死者和傷者，也是對全社會表達鐵路方面的深深愧歉。

新京報：你在會上有短暫的保持微笑狀態，這是你的習慣嗎？

王勇平：我認為當時表情始終是凝重的。至于網絡將我某個瞬間說話的表情截屏定格，認為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態，這是不客觀的。發言人面對媒體保持微笑是一種尊重，也是我的習慣。但這是一次有著重大傷亡的事故發布會，我的心情始終很沉痛，至于我出現了習慣性的微笑表情，我確實沒有意識到。媒體以此認為我漠視逝去的生命，我無法接受這種觀點。

新京報：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那場新聞發布會重來一次，你會用什么樣的表現來應對？

王勇平：你說的是假設，歷史不會重演。即使歷史重演，我仍要承擔我的責任，但是我會考慮得更全面、更穩妥。

新京報：你對那場發布會的表現打多少分？

王勇平：這個分不應該由我來打，我只能接受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