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孩子們圍在煮晚飯的媽媽旁邊。“廚房”就是撿來的一把大傘和幾口鍋。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

老二手里有幾封父親從看守所寄回來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筆跡，父親絮絮叨叨地告訴兒子，“一定要保護照顧好媽媽”，“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憐，法律沒有人情可講，像水電一樣無情”……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每一封信都有這樣的感嘆。

“哎，可惜晚了。”張杏子嘆息道。

在生孩子這件事上，沒有人勸得住曾經的何洪。 “這些娃兒出一個能人，就可以帶一群，到時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來勸說的嫂子。

當勸說的對象變成計生干部時，何洪的態度依舊強硬。“我們窮，交不起罰款，他們也就不管。”嫂子還記得，有一回，計生干部都把張杏子綁到了手術臺，后來，“兩口子硬是又哭又鬧跑脫了”。

張杏子說，其實跟著何洪從上海來到四川時，她就想好了，要生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女雙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幾年盤子的她還想過，以后要讓孩子好好讀書，“再莫去洗盤子，讓人家笑話”。

不過這些，她始終沒和丈夫說過。事實上，夫妻倆的交流很少，何洪當過挑夫，挑好幾里路的東西才掙一兩塊錢，此外，還給牲畜看過病、給過路人賣薄荷水。她也沒閑著，鎮上哪里辦酒席，張杏子都會去打下手洗盤子，“跑得比哪個都麻溜”，為的只是走時能帶幾個剩菜，讓家里的孩子開開葷。

夫妻倆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學會了說話，老八老九自己學會了走路。

被摔壞的老六只會傻呵呵地笑，吃飯的時候，她會端上一碗粥，跑到鄰居家門前，一邊吃一邊沖著別人笑，粥順著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經不行了”。

她的后腦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跡，那是赤腳醫生何洪給女兒做完“手術”后留下的針印。

家里窮，醫院是去不起的，用藥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連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衛生常識和家教一樣，幾乎沒在這個家庭存在過。

張杏子懷著小孩照常干農活，好幾次生孩子當天早上還在割豬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沒肉可吃、沒奶可喂，還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給娃娃洗衣服。

后來去鎮上幫廚多了，她第一次聽說還有產假這種東西。

“我們懂不起啊，都是我們當媽當爹的害苦了娃娃，讓他們沒吃到好的，沒得營養。”何家的孩子個頭都比同齡人矮小。老七11歲了，只有1米出頭的個子，像幼兒園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滿10歲了，至今仍在讀幼兒園。血案發生前，何洪天天嘆氣，家里現在沒有一個孩子能把書讀好，或許“一個能人也出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