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項網約車司機入門“新標”只是滴滴出行的企業規定，對其他網約車企業不具有約束作用，但顯而易見，作為時下國內最大的網約車平臺企業，這項“新標”無疑具有示范和借鑒價值，甚至不排除成為國家行業標準內容的可能。而標準中規定將三大類違法犯罪記錄以及精神病的人員排除于網約車司機準入門檻之外，雖然涉嫌用工“歧視”，但嚴格意義上卻不違法，從維護企業正常次序和保障乘客安全的角度來衡量，這樣的限制性企業標準，是一項務實和值得稱道的。

滴滴出行能夠推出這樣的標準并且可以照章履行，主要得益于“大數據”的運用。據報道，滴滴出行是目前業內唯一一家與國家相關部門展開合作并共同進行犯罪記錄篩查的出行平臺。能與公安機關在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系統、全國在逃人員信息系統、毒品犯罪嫌疑人員數據庫、公安交通管理綜合應用平臺、重性精神病人管理綜合信息系統實時全面查詢比對，只要司機或車主存在“新標”規定限制入門的范圍，就能被自動篩除。同時，司機和車主在注冊滴滴賬戶時，需要提供“身份證”“駕駛證”和“車輛行駛證”信息，只有三證信息全部真實有效才能成功注冊。這樣就能從源頭上消除“三類人員”和精神病患者成為網約車司機的可能。

在互聯網信息時代，數據無疑也是一種財富，相比起企業采集的信息數據，政府系統中采集的數據無疑更大更全，每個公民的各種信息數據包括犯罪記錄等，在政府信息庫中幾乎都有記錄。如何不讓這些信息“沉睡”，在制度保障之下讓其充分為社會各行各業提供服務，非常值得相關部門去思考和探索。“大數據”其實不在于大而在于用。以滴滴出行為例，如果沒有與相關部門尤其是公安機關進行數據合作，要將這“三類人員”或精神病患者排除于門檻之外，就不得不要求注冊司機到公安部門開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等，很多本可以通過官方大數據獲得的信息，因為沒有合作關系，便不得不勞煩群眾去開各種各樣的奇葩證明。滴滴出行能夠推出這項司機準入門檻“新標”，最大的看點不在于條款內容，而是在大數據的運用。自從網約車行業誕生之后，在給人們帶來時尚便利體驗的同時，也對網約車司機魚龍混雜所帶來的安全隱患存在擔憂，尤其幾起女乘客受到侵害的案例被報道之后，公眾對網約車司機低門檻準入一直懷有疑慮。同樣，作為網約車企業，存在這樣的不安全因素，不但會形象大損，更會直接影響其健康發展。實際上不僅僅滴滴出行在探索提高司機準入的門檻標準，其他企業出于自身發展考慮，也在逐步提高司機準入門檻。但由于缺乏官方大數據的平臺支撐，這些企業要實現像滴滴出行一樣的篩除方式或借鑒參照滴滴出行的標準，恐怕還很難做到。

首個網約車司機新標準發布，得益于大數據被“喚醒”，也因為沒有徹底“清醒”，對于滴滴出行之外其他同類企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想作為借鑒和參照，也會面臨諸多障礙和困難。但是，為了企業尤其是乘客的安全利益，網約車企業又必須對司機的準入條件進行必要的限制，因此在筆者看來，掌握大數據的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在完善相關制度保障數據安全的前提下，積極主動“喚醒”大數據，使其更充分地為相關行業提供服務，以更適應和促進時代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