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典范意義與影響

《詩經》雖然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為“經”，其實它發揮經典的影響，卻可以上溯到漢代以前。《詩經》的典范意義與現代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首先，是內涵層面的典范意義。《詩經》表現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500年間的社會生活面貌，內涵極為豐富。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對丑惡的嚴厲批判，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從先進的文化層面，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近800年的基業。兩周成為中國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王朝，開創了許多重要典范，為歷代推崇和沿用。《詩經》的征役詩既表達了周人愛好和平、反對窮兵黷武的強烈愿望，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同仇敵愾、保衛和平的堅強決心，同樣具有極強的典范意義。《詩經》表現人民四季勞作、期盼和貧困，顯示兩周時代詩人關注民生、關注底層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詩經》中的婚戀題材詩篇，表現了合乎歷史進步潮流的新典范，展現了周人的活潑、開放、大膽追求，以及經受挫折的堅韌，也對歷代社會基本單元的構建、和諧，產生了深遠影響。《詩經》的流傳不衰及其經典地位表明，詩歌從來都不只是聚散悲歡的個人抒寫，同時也是時代風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時代進步的重要推力。

其次，是詩歌藝術的啟迪。《詩經》開創了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正是由于對社會、民生的強烈關注與深情且精心的抒寫，數千年來，詩歌贏得了社會和讀者的推崇及巨大聲譽。《詩經》藝術探索還有兩個方面極為寶貴。其一是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使《詩經》避免了單一的平鋪直敘而更為豐富多彩，具有極強的表現力、穿透力。初唐時期，陳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晉風骨”“興寄”“風雅”說，力圖匡正六朝以來內容狹隘頹靡、表現形式單一、追逐詞彩華麗的歧途，為唐詩設計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論標準，這被視為唐詩繁榮的理論保證。“風雅”即《詩經》中風詩、雅詩融入廣闊社會、民間，并提升其文化內涵的現實主義傳統。“興寄”即源自《詩經》的比、興手法，明顯針對初唐詩歌表現形式多為平鋪直敘的“賦”法，以致太過單一、貧乏的現狀。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推崇“風雅”“比興”。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反觀今天的新詩，大致也是平鋪直敘為多，運用“興寄”進行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創造不足，與初唐時期整體上還比較狹隘、單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經引領唐詩的繁榮一樣，《詩經》的“風雅”和“興寄”，或許也可為現代新詩指明方向。其二，《詩經》大多為相當整齊的四言詩，整齊使深情、厚重的內涵更為凝練、精粹。我曾指出，整齊是漢語的特質，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可以達到漢語的整齊程度。即使現代漢語，隨便看宣傳語、流行語，整齊、對稱的文句比比皆是。漢語的這種特質，在詩歌中最為鮮明。不要說整齊的《詩經》、格律詩，即便是長短不一的宋詞，其實里面也有很多整齊、對稱的詩句。由此來看，盡管新詩以自由活潑著稱，但若要為漢語與文化發展作出貢獻，為漢語和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僅追求自由而缺乏錘煉、精辟與必要的嚴謹形式，顯然是有限的。新詩也需要在自由活潑的基礎上，一方面追求貼近社會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寫，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詩句提煉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讓一個時代的風采以更優雅的形式進入文化的深層積累。因為過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則”，不利于語言、文化的高頻傳播、高效接受和長期積累。

張中宇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詩學與文化學。詩學研究集中于《詩經》、唐詩和現代新詩，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與中華文化的優勢互補、文學與文化的關系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語詩律的語言基因與文化傳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