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被平反的幾起重大冤假錯案中，當事人被改判無罪后提出的國家賠償數額和最終獲得的數額往往有較大差距。

上述參加論證的專家告訴新京報記者，最初的辦法曾規定，經同級財政部門同意，可以在數額上適當進行經濟補償，“現在國家賠償是法定賠償，賠償標準較低，調研中有人提出，如果賠償數額明顯低于實際損失，能否另外給予經濟補償。”

但最終，這一條款被拿下。這位專家稱，討論時此條的爭議較大，國家賠償標準是國家一盤棋，如果增加經濟補償，意味著浙江省的國家賠償要高于其他地方，影響法的統一性；另外，能否由國家財政出錢對賠償請求人進行經濟補償，應當由人大決定，政府規章直接規定并不合適。

為解決追償難，專家論證稿最初除了規定賠償義務機關要依法作出賠償決定外，還要求賠償義務機關就國家賠償的項目、標準、依據等事項向社會公布。這一規定最終也未出現在辦法中，上述專家分析，辦法最初的適用范圍不包括刑事賠償，所以這樣規定是適當的；當將適用范圍擴大到刑事賠償時，若保留該規定，就意味著政府通過規章給予法院和檢察院以公開義務，這在立法權限上是不充分的。至于行政賠償義務機關對前述信息的公開，可以通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進行規范。

“面對的困難，是制度配套問題”

張旭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調研和起草修改的過程中，面臨的困難不僅是法律上的問題，還有相關法律制度和實踐中的一些做法對國家賠償的制約與影響。

賠償費用具有公共性和法定性，要嚴格審核及追償。但在實踐中，一些違法行政行為發生后，有些賠償并沒有通過正規的國家賠償途徑，而是私下解決，“如果財政和審計不嚴格，地方政府對財政預算管理不嚴格，國家賠償的管理辦法制定得再好，都毫無意義，因為它從別的渠道賠付后，躲開了國家賠償費用管理制度的約束。”

據媒體報道，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在近期一次研討會上也提出，多起冤案國家賠償存在兩種方式，一種是依照《國家賠償法》作出賠償決定；另一種“暗補”則是在國家賠償決定之外，再給當事人額外的補償，以此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

《浙江省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一周后實施，談到它可能發揮的作用，主持了課題研究的張旭勇表示：“單靠一個辦法不能解決全部問題，這其中涉及制度的配套，實踐中國家賠償與司法救助的關系等問題也還有些模糊，所以對它的實施效果不能太樂觀。法律設置得再巧妙，如果從源頭上出了問題，違法行為的賠付直接從國家賠償的渠道溜走了，那也就沒有辦法了。”

王敬波則認為，辦法在國家賠償費用管理及追償設計上雖不乏亮點，但由于政府規章本身的局限性，很多問題無法深入，“比如目前爭議較大的精神損害賠償如何確定、追償責任如何認定等，這些問題在地方政府規章層級上要做出更加明確的規定不是很現實。”

參與論證的專家也稱，涉及追償的問題，討論中也曾“糾結怎么判斷重大過失，后來發現還是交給實踐，逐步積累經驗比較好。”

對于張旭勇來說，他最大的期望是賠償要及時足額，要專門安排賠償費用；另外也希望我國長期處于冬眠狀態的追償程序能被激活，提高公務人員執法水平。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