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中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要特別引起重視，可以建立網絡直播分級制度。”朱巍建議，在各大直播平臺可以設立允許未成年人進入觀看的區域和禁止未成年人觀看的區域，可以考慮按年齡段劃分未成年人可以觀看的直播內容，甚至對每日觀看的時長進行嚴格限制。

針對未成年人三觀尚未完全形成、具有較強的模仿性的特質，王天毅不無擔憂地說，一旦看多了負能量“爆棚”的直播，未成年人很容易在遇到挫折或者面對困難時受到一定的誘導，甚至走極端，這種負面的社會影響不可小覷。他建議，可以通過接入直播平臺實名認證等方式完善防沉迷系統，家長和學校也要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必要時可以開設法律課和興趣班等豐富未成年人的文化生活。

驟然收緊的監管與自省式凈化齊發力

從2016年9月起，網絡直播領域的監管驟然收緊。

2016年9月9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關于加強網絡視聽節目直播服務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重申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機構開展直播服務，必須符合《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和《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業務分類目錄》的有關規定。

2016年11月4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了《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該規定主要實行“主播實名制登記”“黑名單制度”等強力措施，且明確提出了直播平臺“雙資質”的要求。

2016年12月12日，文化部印發《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對網絡表演單位、表演者和表演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細致規定。

大量新規的出臺，讓火爆的網絡直播業經歷了一場全行業的道德校準。今年4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關停了“紅杏直播”“蜜桃秀”等18家傳播色情淫穢內容的直播企業。5月，文化部處罰了“一直播”“在直播”等10家縱容主播傳播非法內容的企業。

有人認為，網絡直播行業將因此面臨一次大的洗牌，但朱巍認為，事實上效果或許并沒有那么明顯，大量的打法律擦邊球以及觸犯法律紅線的直播依然存在。從業人員素質低和內容低俗依然是網絡直播的兩大硬傷。

“網絡直播平臺可以多吸納有積極向上原創內容的主播入駐，嚴厲打擊炒作、突破道德底線獲取關注的直播亂象。同時也要明確網絡直播平臺應該落實的主體責任，應當配備與服務規模相適應的專業管理人員，建立健全信息審核和信息安全制度，完善值班巡查、應急處置等管理措施。”朱巍告訴記者。

面對相關部門的規定密集出臺、嚴加管控，企業逐漸開始了“自省式凈化”。

記者發現，現在打開映客的任何一個直播間，在直播畫面左下方都會看到直播消息：“我們提倡綠色直播，封面和直播內容含吸煙、低俗、引誘、暴露等都將被屏蔽熱門或封停賬號，網警24小時在線巡查。”除投入大量的人工成本外，有些網絡直播平臺通過技術研發，掌握了一套更加快捷的管理技術，并將其應用到了直播的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