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駕，令人深惡痛絕，雖然國家在法律上明確了酒駕入刑的嚴厲措施，但是迄今為止，它仍在不時上演，并造成群眾的生命財產損失。近日，為進一步根治酒駕，武漢市交管局推出一項新政：酒后駕車，除司機受罰之外，同車乘客乃至同桌飲酒者，均將視司機違法情節輕重，接受現場教育、１小時深度教育兩種形式的處理。

這項新政很快引來了爭議。支持者說，這可以讓同車的人督促駕駛人酒后就不要開車了，應該予以表揚；反對者說，上述政策會無限加大同車人的責任，交警涉嫌濫用權力。針對社會輿論，當地公安交管部門及時回應，并且再三強調，“是教育不是處罰”。可是，這卻成為一些媒體進一步追問的重點：如果只是“教育”，那么同車的人是否可以不接受？如果“教育”是強制的，這和行政處罰區別在哪里？對此，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警告”是一種明確的行政處罰措施。按照武漢“新政”，處理違法酒駕者的同時，對同車者現場教育或1小時深度教育，就有可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宣傳教育，而是一種事實上的處罰了。

近年來，不少地方推出了治理交通亂象的新招，比如為了治理亂開遠光燈，深圳交警用上了讓當事人罰看遠光燈的措施；治理闖紅燈，山西交警要求當事人抄寫“紅燈停綠燈行”100遍。這些舉措的出發點固然是好的，但是交警執法一定要有明確的執法依據，不能擅自創設任何的處罰措施，否則就有可能陷入“以違法來懲治違法”的尷尬。

當前，我國全面深入推進依法治國，“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已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廣泛共識，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和部門直接推出執法創新，自然很難贏得社會認同，缺乏通行基礎。武漢交管新政的輿論爭議說明，這種做法往往得不償失，因為它還會損害法律權威性和執法公信力。換言之，法治是善治的根本，只有把權力納入法治的軌道，社會才會走向善治。新形勢下，任何執法創新要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都必須首先經過合法性論證。

眼下，我們的社會治理并不缺乏法律，關鍵是對法律的嚴格執行，是廣大執法部門扎實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辦事。創新舉措推出之前，不妨先和法律規定對照對照，確保于法有據；公布之時，不妨與法律規定同步推出，增強權威公信。即便遇到一些法律尚未明確規定的新情況、新問題，不妨先分析論證，盡快在法律制度上破題后再予以實踐，或者先調查研究，聽聽廣大群眾的意見建議，在小范圍內先行先試，待到取得一定工作經驗和社會效果后，再努力做好法律的銜接與完善，做好創新的推廣與應用。總而言之，有權不可任性，諸如武漢交管的新政，不妨再審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