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開放與繁榮進步的關系,不僅是一個可以從理論上論證的命題,更是一個已經并將繼續被實踐所證明的命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也得益于對外開放,甚至可以說開放是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基本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就包括開放。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習近平同志還在不同場合強調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需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這一戰略至少包含對內、對外兩個方向的要求或內容。對內來看,就是要完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以擴大開放促進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對外方面,包括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國際新秩序。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開放促進經濟社會進步、促進國家繁榮發展,這是被古今中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了的一個深刻道理。

開放促進繁榮的理論溯源

馬克思主義的三大來源之一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亞當·斯密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代表,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繁榮發展的邏輯。在他看來,經濟發展無非是人均收入的增長,而人均收入增長只有一個來源,那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根本途徑,則在于分工和專業化。

斯密指出,分工與專業化水平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而提高。如果把中間環節省略,我們便得到了所謂的“斯密定理”:經濟繁榮來自于市場規模的擴大。其政策含義便是自由貿易與參與國際分工。在這一過程中,即使沒有技術進步,僅僅因為市場中的個人、企業或國家專注于生產自己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并以之與他人交易并換回自己不擅長生產的產品,便可以獲得“得自貿易的收益”,實現經濟增長。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另一位重要代表大衛·李嘉圖隨后發展了斯密的理論,指出即使某國在生產兩種商品時都沒有優勢,但只要它生產那些與貿易伙伴相比差距更小的商品并拿來交換,雙方同樣可以獲得福利改進。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論”強化了自由貿易乃經濟繁榮之基本源泉這一理念。英國后來主導全球經濟,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踐行了“斯密定理”。

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思想家、歷史學家也對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之間關系做出了精準的描述。《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有“以所多易所鮮”的句子。《淮南子·齊俗訓》更進一步:“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提到的“工拙說”,與斯密所說的分工與專業化之結果完全是一回事。“工”與“拙”不僅包含了來自分工與專業化的“絕對優勢”或劣勢,也暗示了“比較優勢”或劣勢,還與專業化生產引發的技術或工藝創新密切相關。中國成語“揚長避短”、“因地制宜”、“互通有無”,便是通過“易”(也就是交換)來獲得貿易收益與經濟發展的三個典型例子。

在此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對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做出巨大貢獻的瑞典經濟學家俄林與赫克歇爾所提出的“要素稟賦說”,與“有無多鮮說”在精神實質上可謂異曲同工。

新時代呼吁更高水平的開放實踐

開放與繁榮進步的關系不僅是一個可以從理論上論證的命題,更是一個已經并將繼續被實踐所證明的命題。縱觀中國數千年歷史,以“淮南子-司馬遷定理”作為對內對外經濟政策基礎的時期,往往都伴隨著經濟繁榮、百姓富足、社會安定、文化發達。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也得益于對外開放,甚至可以說開放是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基本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系統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中就包括開放。十八屆五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指出,“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習近平同志還在不同場合強調指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必須實現的任務。

當今中國正在大力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并以此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物質路徑。在這五大發展之中,開放發展具有明顯的系統重要性。作為創新發展基本內容之一的科技創新,既涉及自主研發,也涉及充分運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在一個國家間相互依存度達到史無前例之高度的世界里,沒有與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動就不可能有內部的協調發展。當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頻繁且日益嚴重地影響人類生存的時候,綠色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需要世界各國采取共同行動加以應對的議題。

開放發展理念的另一重大價值,體現在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上。全球治理本質上看是一套規范國家和非國家行動體之間博弈的規則體系。現行國際制度總體上是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下制定的,因而也就更偏向于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當今各大國綜合實力對比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為中國聯合其他新興國家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創造了條件。

內外兼修的大國開放戰略

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需要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這一戰略至少包含對內對外兩個方向的要求或內容。

對內來看,就是要完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以擴大開放促進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進擴大開放。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頂層設計上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出了部署。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列為“十三五”期間實現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目標的重要內容。

對外方面,旨在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開放戰略還應包括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大報告也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作為我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有機組成部分。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我國對外開放與合作的管總規劃和頂層設計,本身就是擴大對外開放的具體戰略舉措。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就是在執行新形勢下的開放戰略。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提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同樣需要實現自身開放體制機制建設與對外經濟合作及秩序建構兩個層面的協同推進。

加強互聯互通實現要素充分流動

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化和擴大開放,實現消費與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重點要解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問題。

“一帶一路”的建設遠景之一是打造出一個以立體、網狀、協同的方式展開,并且中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跨區域生產消費網絡。具體來說,其一,應當超越地緣因素,從“一帶一路”參與國與中國經貿聯系緊密程度,各國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的匹配程度,以及各國國家治理水平及區域影響力大小等維度,來確定基礎設施構建形式、規模及優先順序。其二,形成各類基礎設施之間的聯動效應。運輸基礎設施方面,應當注重公路、鐵路、空港、港口、油氣管線、信息高速公路等多種方式交叉、并行的基礎設施布局,為不同方式的聯合運輸、不同方向的并行運輸預留接口和節點,不至于因為少數節點的阻滯而影響整個網絡或其中重要局域的運輸效率。其三,注意在岸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建設,不斷完善人民幣跨國流通的基礎設施。其四,注意通關標準、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貨幣金融及運輸技術標準等軟性基礎設施的整合,及其與硬基礎設施建設的匹配性,特別要注重從中國自身發展經歷中總結提煉相關規則和標準,利用規模優勢借助技術援助等方式予以推廣。

實現“一帶一路”消費與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還需要做好重點國家之間的戰略對接。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或地區,并不存在符合新古典經濟學標準經濟假設的市場,此時,擴大和強化市場型政府的作用十分關鍵,需要這樣的政府通過國際合作來構建基本的市場秩序和規則。這個過程尤其需要發揮中國及地區主要大國的協同作用,需要充分調動相關國家自身戰略與“一帶一路”對接的積極性。

建設貿易強國消除貿易障礙

深化和擴大開放最直接的任務是,對內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對外消除貿易障礙,擴大貿易規模,提升貿易水平。

從建設貿易強國來看,我們以國內高標準自貿試驗區發展引領“一帶一路”沿線園區建設和自貿區合作,取得了一定進展。國務院印發遼寧、浙江、河南、湖北、四川、重慶、陜西7個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形成了“1+3+7”的“雁陣式”開放格局。黨中央還決定將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此輪推進自貿區試驗建設致力于打造高水平高標準的自貿區,以“創新高地”、“治理高地”身份引領國內及“一帶一路”沿線經貿投資規則及治理模式創新,這個思路可謂切中建設貿易強國之肯綮。不僅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還明確承諾,我們將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對我國境內注冊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從擴大對外貿易來看,對“一帶一路”建設來說,消除貿易障礙的任務尤為艱巨。貿易全球化是一種“非中性”的進程。也就是說,它在讓一部分國家和人群受益的同時,也可能使另一部分國家和人群的利益難以避免地受到損害。這種貿易全球化的“非中性”會使一些國家的既得利益集團考慮到開放貿易的負面影響從而設置障礙,進而影響其國家參與“一帶一路”的積極性。

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及其影響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由于開放競爭、外國產品的進入,而造成的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或收入下降以及因市場受到影響而導致的當地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損。這部分受損人群的訴求必然會反映到政府的決策及政府的貿易開放態度之中。另一方面,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本身面對外來競爭者持高度警惕的態度,他們很可能為保護其固化的既得利益而拒絕開放。比如,我們在調研中發現,東南亞的某個國家,其經濟規模小于中國,而當地電價卻是中國的三倍。盡管該國擁有豐沛的水、煤等自然資源,非常適于投資建廠,但是當中國的電力企業要進駐投資時,受到來自其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這種阻撓對其國家的投資與貿易開放發展無疑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是貿易投資暢通的關鍵性障礙之一,也是未來應重點破除的貿易壁壘。

進一步看,貿易能力不足是貿易障礙存在的重要肇因。貿易能力主要是指一國的出口能力。在“一帶一路”的貿易暢通過程中就存在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自身貿易能力的不足的問題。比如中國對很多“一帶一路”參與國存在著不小的貿易順差,這也讓處于比較嚴重逆差地位的參與國產生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這種抵觸情緒成為貿易開放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貿易能力不足主要由兩個原因導致:一是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這就會極大影響他們的出口能力,比如影響當地資源與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等;二是一些國家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不明顯,這也是造成他們出現巨大貿易赤字,尤其是對中國出現巨額貿易赤字的原因。而這也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來源,甚至間接影響雙方的貿易政策制定,使整個雙邊經貿關系的氛圍受到負面影響。此外,受出口能力弱的影響,也造成了部分國家外匯嚴重短缺。這促使當地政府采取了較為嚴格的外匯管制與資本管制措施,這樣做的結果極大增加了涉外企業和相關貿易部門的匯兌成本,進而影響了投資企業的發展積極性,也對當地的貿易發展造成損害。

消除貿易障礙,應多措并舉、加強協調。首先,針對貿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以及來自貿易國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貿易阻礙,各國學界和政府要端正對“得自貿易的收益”的認識,從而有信心和決心克服這一阻礙。其次,貿易國各國政府可以通過設立配套保障機制等制度建設來彌補貿易中利益受損人群的損失,從而降低來自受損人群的阻力。比如,可以建立一些體制機制性的解決補償辦法,如針對失業下崗人群的再就業培訓等。再次,不應只就貿易談貿易,就買賣談買賣,更應幫助貿易能力不足的國家提高其貿易“造血”能力。最后,對那些由于外匯短缺、匯兌困難而產生的貿易障礙,可以通過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來緩解和改善。

營造良好環境推進“一帶一路”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提升開放經濟水平,還必須重視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金融環境、安全環境和輿論環境。

從制度環境看,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帶一路”沿線項目落地國的稅收制度、貨幣制度及匯率風險對“走出去”的中資企業的資本、資產、盈利具有深遠影響。改善制度環境,應當發揮好政府和民間組織雙重作用。一要通過政策溝通增進互信,消除歧視性;二要由政府推進投資協定談判,創造貿易投資便利化;三要充分發揮民間組織在技術咨詢、風險評估、法律服務等方面的作用。

從金融環境看,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完善金融環境的著力點有三。一是通過合理的金融機制設計募集足夠的資金,二是形成切合“一帶一路”實際需要的金融治理模式和金融秩序,三是能夠防范金融風險或在風險發生時有效應對處置風險。具體來說,一要更加注重引導商業性股權投資基金和社會資金共同參與“一帶一路”重點項目建設;二要超越“華盛頓共識”的金融治理模式,提出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進度和效率相聯系的更加靈活有效的治理安排;三要加強“一帶一路”相關的應對區域性金融風險的機制之間的對接和整合。

從安全環境看,安全環境建設在“一帶一路”環境保障中具有“一票否決”的地位。維護“一帶一路”安全環境應當把握以下原則。首先,“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的項目應當給相關區域帶來增量安全,而不能制造沖突或加重已有的安全問題。其次,中國在倡導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要防止“引火燒身”。再次,提供安全公共產品時應當注重聯合國際社會共同參與,引導國際社會共同維護國際安全。最后,夯實自身國家安全能力,是提供“一帶一路”安全公共產品的源頭活水。

從輿論環境看,調研發現,雖然“一帶一路”參與國看到了對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但是也心存不少疑慮。如果輿論氛圍沒有營造好,很容易讓這種“雙贏”的好事變為群起反對的壞事。用外部世界能夠聽懂的語言闡明“一帶一路”倡議符合各國共同利益還需兼顧四個要點。首先,對共同利益的闡述不能脫離對自我利益的闡述。其次,講清楚中國的自身利益與沿線國家的利益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融合的道理。再次,讓“一帶一路”參與國明白,實現自身利益更離不開中國。最后,要讓沿線國家更清晰地看到,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成本與收益,及獲益渠道是什么。

“一花獨放不是春”。開放具備極為顯著的規模效益,只有各國彼此開放、共同開放,才能形成完整廣闊的市場空間,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促進分工與專業化,帶來強勁和廣泛的經濟增長。“打鐵必須自身硬”。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首倡者,要長期在“一帶一路”參與國共同開放進程中牢牢把握主動權,必須在開放型經濟體制創新上始終站在前列,夯實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基礎,用制度優勢、道義姿態和實實在在的發展業績贏得沿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國際場合倡導構建開放型經濟,提出要平等參與、充分協商,最大程度增強自由貿易安排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提高亞太開放型經濟水平、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把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重振貿易和投資活力;要有效應對區域貿易協定碎片化現象,倡導開放包容,防止封閉排他,早日建成亞太自由貿易區,把開放型亞太經濟水平推向新高度。“一帶一路”的扎實推進正在把這些主張逐一落到實處,從而使國際社會的關注轉變成尊重。有理由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不斷推進,一個高水平、超大規模的新型開放經濟合作區將在歐亞大陸乃至世界范圍內出現,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夢想照進現實的一縷曙光。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