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拉薩5月30日電題：駐守海拔5200米，過一個“假春天”

——新華社記者2018年珠峰登山報道手記

新華社記者王沁鷗

4月末至5月中旬，是喜馬拉雅山區登山季的登頂窗口期。新華社西藏分社分兩批次派記者前往世界最高峰、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瑪峰，駐守海拔5200米的北坡登山大本營，報道本年度的春季登山活動。我有幸作為報道團隊成員參與了兩次報道，在“高冷”地帶度過了一個不見春花但見雪花的“假春天”。

逃不過的“高反”

第一批上山的有四人——我、兩位援藏記者、一位司機。我在西藏將近兩年，海拔5300多米的冰川也爬上去過。所以，出發前同事們紛紛囑咐我：照顧好兩位援藏大哥啊！

果不其然，來自江西分社的視頻記者余剛，在到達海拔4200米的定日縣城后就開始不舒服，氧氣瓶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大本營的一夜，我們得以住在西藏登山協會的房子而不是帳篷里，房間里還有暖氣和熱水，套上睡袋暖和得讓人忘記這是在零度以下的雪山腳下。本以為大家可以睡個好覺了，誰知到了半夜，房間里還是響起了熟悉的“嘶嘶”聲，那是余剛雷打不動的“夜宵”——吸氧。

身體狀況讓分社同事異常放心的我，那一夜也因為強烈的“心跳的感覺”幾乎沒合眼。輾轉一夜后，大家在清晨看到珠峰從云霧中現出真身。余老師興奮了，扔下氧氣瓶扛起攝像機，爬上一個小山坡開拍，為當天的直播做準備。當然，被狂風直吹了十多分鐘后，他整個人都在稀薄的氧氣中凌亂了。而我則在一種宿醉般的狀態中亢奮地完成了出鏡。

奇怪的是，當登頂窗口期來臨，我再次來到大本營時，竟如履平地。同行的藏族司機因高反難耐而下撤——從此，我就是比這位康巴漢子還厲害的女人了！

有多少種理由痛苦，就有多少種理由幸福

然而，如果再把我扔到五千多米的海拔待上十天半個月，我的內心還是會崩潰的。

除了前所未有的高反體驗——心悸到說不出話捂著胸口提前結束采訪之外，進山的路和山里的寒冷也讓人終生難忘。

從定日縣到珠峰大本營車程約兩小時，其間要經過一段不間斷的“卡子彎”翻山路。康巴漢子司機大哥第一次在導航上看到時驚呼：“人為什么要住在這里啊！”

整個登山季，我六次乘車走過這段路，還曾在山路上與后方編輯部用微信商量直播，于是一路眩暈惡心。聽分社老記者說，從前同樣的“卡子彎”，地面是土石“搓板路”，那酸爽請想象一下……

到了珠峰有“五星級”之稱的登山營地，吃喝住自然不是問題。登山公司帳篷的防風性能很好，我們自帶的睡袋也很厚，但睡覺還是凍腳。

我每天是這樣睡覺的：身上穿一件羽絨服，腳上裹一件羽絨服，頭巾捂臉只露眼睛，頭戴毛線帽，再用一個塑料瓶灌上熱水放在腳邊，然后鉆進睡袋扮演蠶蛹。

不過，痛苦有多深刻，幸福就有多么獨一無二。

清晨爬出帳篷時迎接你的白雪與紅霞，傍晚時分稍縱即逝的日照金頂，明暗交際時雪山腳下傳來的牦牛鈴聲，臉被吹得沒有知覺的夜里看到的星空……

我有時會想，看過西藏，是否再無其他風景？

為什么非要上五千米？

那么問題來了，從報道的角度講，如此狀況百出，上五千米采訪究竟劃不劃算？留在后方打打電話要要圖片不能發稿嗎？

事實上，西藏分社的登山報道在老一輩體育記者的努力下，樹立起了幾乎難以超越的行業標桿。作為后輩既無比自豪，又無比焦慮——我們還能做些什么呢？

到現場去，這是任何時代對記者的基本要求。雖然高海拔攀登情況特殊，我們無法一路跟隨，但離現場近一點、更近一點，應該是記者的永恒追求。更何況，這是一個社交媒體和新聞可視化的時代。

于是，我們策劃了一次英文直播。由于時間緊張，三人團隊僅用一晚就在缺氧狀態完成了腳本，與登山協會和國際登山團隊完成了對接——就是在那個幾乎沒人睡著的夜晚。

我們還在總社體育部的指導下拍攝了許多探營小視頻，并傳回了大量山峰上的珍貴視頻和圖片。尤其是在北大登山隊登頂返回營地后，我第一時間獲得頂峰視頻，這也是新華社第一次在新媒體平臺上發布來自世界之巔的視頻畫面。如果沒有多日在現場的守候，沒有與登山隊的長時間接觸，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親身體驗，我也由衷地對所有在高海拔地帶冒著極大風險拍攝視頻和圖片的人們充滿敬意。

除了讓報道更具現場感，珠峰大本營也是登山季所有消息的匯總地帶，記者在這里能第一時間接觸到掌握核心信息的關鍵人物，也能對登山活動的節律有最直觀的體驗。關于珠峰登山修路、希夏邦馬峰攀登的最新動向，都是我在大本營與登山管理部門聊天時得知的。登頂消息能做到首發和細節翔實，也源于我在大本營步話機旁的徹夜守候。一些有趣的人物故事，同樣是在大本營隨機采訪而得。

在珠峰和希夏邦馬峰登頂窗口期，在身外寒氣多、體內氧氣少的情況下，我每天日出“上班”，日落也不“下班”。即便如此，我仍然感激這段經歷，也感激同我并肩作戰的伙伴。與所有登山者一樣，我更感謝雪山對我的接納，即便只是在山腳窺得其偉大的側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