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副研究員 劉任熊

在高等職業教育領域實施國際化辦學戰略,既是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由追求規模擴張階段進入注重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之舉,也是國家在教育領域改革開放政策的組成內容之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也對持續擴大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及國際話語權提出了新要求。日前發布的2018年全國高職院校“國際影響力50強”數據顯示,中國高職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新時代要突破制約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高水平發展的瓶頸,需要我們在現有高等職業院校探索國際化辦學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確立“三新”意識系統推進,促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新追求:早日形成世界認可的中國職教模式

我國高職院校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實施國際化辦學戰略始于2003年,迄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引進國際專業與課程標準,嘗試與高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共同開展國際合作辦學階段;探索招收國際留學生,優質職教資源引進與輸出并存階段;成建制招收留學生,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階段。從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執行情況來看,近年來,我國通過與信譽良好的跨國企業以及職業教育發達國家開展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走過了學習了解國外先進職業教育理念和教學模式的初級階段,步入從低水平國際交流與合作邁向中高水平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發展階段,出現國外優質職業教育資源輸入與部分國內優質職業教育資源輸出并存局面。

當前,我國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排名全球第二,但在部分領域的產品或服務尚不能擠進全球前十,這點在教育領域表現尤為典型。總體而言,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可供輸出的教學資源、人力資源、資金資源仍然稀缺,尤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核心理念、核心資源及品牌力不足,導致輸出受阻。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理念尚未科學固化,辦學產出的“產品”類型過多,而其中又沒有形成辨識度高的“明星產品”,導致我國高職教育在向外輸出“產品”時,看似型號眾多可以多面開花,但品牌未必能在市場上獲得廣泛認可。

要突破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輸出的模式“瓶頸”,繼續擴大市場份額,就必須減少產品類型,適當縮小產品覆蓋范圍,將重點放在打造品牌的認可度上。一方面,在兼收并蓄德國“雙元制”模式、澳大利亞TAFE模式、美國CBE模式、英國BTEC模式、新加坡教學工廠模式等基礎上,以《高等職業教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等文件為統領,持續推進我國高職領域各項改革,從宏觀層面加強與國際組織的職業教育合作,將各國職業教育優質資源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在各地改革實踐基礎上提煉升華具有共性的經驗做法(如“魯班工坊”“工士”等),并不斷進行實踐與經驗的融合校驗,奠定其要義,豐富其內涵,擴大其影響,早日形成內涵豐富、辨識度高、國際認可、適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職業教育模式。

新擔當:高職院校借國際化更好服務國家戰略

在經濟總量及整體影響力不斷增長的同時,我國借助成立亞投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提供越來越多的世界公共品。眾多高職院校圍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社會發展急需的專業,積極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培養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需要的高層次國際化技術型人才,這也是我國為世界提供的準公共產品之一。比如: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自2010年與紅豆集團簽訂共建南洋紅豆學院(柬埔寨)合作協議以來,緊緊抓住國家支持企業“走出去”戰略實施,依托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扎實推進校企合作海外辦學。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在印尼籌辦分校、在柬埔寨設置培訓中心,豐富國際化辦學形式。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與泰國有關方面合作,為泰國培養高鐵相關專業留學生。

但正如《2018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所言,高職學歷留學生占當年高等教育來華留學生總數的比例仍偏低,大多數高職院校基本沒有留學生,無法有效落實國際合作項目。其中,國際教師隊伍不足是掣肘其國際化的最主要因素。一方面,國際師資(外籍教師)的薪酬水平還不足以吸引數量足夠多的優秀外籍教師來華任教,外籍教師的薪酬制度亟待改革;另一方面,高職院校相當一部分從事國際化工作的工作人員(包括管理者和專任教師)外語水平及業務能力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高等職業教育要擴大國際影響力、開展高水平國際化交流與合作,加強人才儲備、建設人才隊伍至關重要。要把具有國際視野的師資隊伍建設放在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事業發展的首要戰略地位。需要政府、行業協會、大型企業、高職院校等利益相關方從政策、資金、人力資源等多方面相互配合,建設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執教能力突出的師資隊伍。

新作為:多方協同參與教育國際分工

在經濟領域,競爭已經成為新國際分工的最基本的機制,全球教育領域的國際分工,也諳同此理。近年來,衡量高職教育國際影響力的全日制國(境)外留學生數、非全日制國(境)外人員培訓量、專任教師赴國(境)外指導和開展培訓時間、在國(境)外組織擔任職務的專任教師數、開發國(境)外認可的專業教學標準和課程標準數等幾個數據逐年提升。饒是如此,因基礎薄起步遲,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還不夠強,整體競爭力還較弱。

為使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教育國際分工中形成更強的競爭力,應抓住政府、院校、企業三個關鍵主體,在充分發揮各自發展主體作用外,多方協同通力合作,形成政府依法履責、院校奮發作為、企業積極擔當的發展態勢,改變當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進程中還存在的政策不全、基礎不牢、氛圍不濃等缺陷,讓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在教育國際化工作中實現更大新作為。

需要各級政府做好“舵手”把方向。強化政府統籌管理功能,破除體制機制“瓶頸”,整合資源、搭建平臺,創造高職國際化的良好氛圍。適時出臺既能“頂天”(承接國家政策意圖)又能“立地”(指導院校辦學實踐),涉及招生收費、人才引進、國際交流、開辦分校等多方面的系列政策,激活高職院校在國際交流方面的辦學自主權,規范引導國際化整體發展方向。需要高職院校當好“水手”能出海。借助各類合作平臺,收獲政策紅利,因地制宜開展國際合作和師生交流,潛心辦學,夯實高水平國際化辦學基礎。需要包含企業在內的社會各界多送“東風”助遠航。企業要樹立長遠發展思維,擺脫高等職業教育“局外人”的角色定位,發揮主體作用。探索建立社會多元投入機制,幫助院校增強籌資能力增強自身“造血”功能,改變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經費不夠充裕的弱勢地位,助力高職院校實現高水平國際化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