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說得清楚這個行業還能好多久，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大家也擔心這個工作沒啥技術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輕人替代。”他說。

在這個“驛站”，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小明因為失業來送外賣，他盤算著先把信用卡的債還上，再換上西裝領帶回到寫字樓。站里最年輕的是張信凱和楊俊這對表兄弟。他們從河南老家輟學后，去過江蘇的工廠打工，之后來到天津送外賣。張信凱說，“干別的也是干”，送外賣相對能攢更多錢，他每月把錢交給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來日“娶媳婦”。

在江蘇的那個自行車工廠，他被安排在一條流水線上作業，每天雷打不動干8個小時，組裝零件，偶爾還要加班，手上的活兒永遠都是重復的。這種父輩習以為常的生活，他不喜歡。

張信凱喜歡送外賣，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風呼呼地刮過，有一種“飛馳”的感覺。外賣騎手大多在夏日戴上護袖防曬，他不喜歡，因為“會束縛自己”。一個夏天下來，他的手臂黑得像塊炭。他說，自己感覺到了“自由”。

韭菜

送餐系統記錄了這對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跡，他們在河西區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單，碰上雨雪天氣時，單會更多。時間是最大的敵人，有時正在路上跑著，一個單來了，張信凱一看，是反方向。沒轍，只能逆行搶時間。

產業的興盛直接喂飽了消費者挑剔的胃，人們對服務質量有了更細化的要求。每一單的配送時間被精確到了分鐘，配送面積也越來越大。

這個小伙子說不清楚時間是何時變成自己頭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賣產業競爭的正是效率和服務質量。不斷壓縮的成本之下，超時會扣錢、投訴要罰款、違規會被拉黑，這個年輕人不得已頻繁地逆行、搶綠燈、調頭。他說，想干下去，沒有選擇。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學的單。這意味著單極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給訂的。他聯系不上送餐對象，只能站在大門外急得走圈，等著慢悠悠走出來的孩子叫出外賣商家的名字。有時候放棄了，剛走沒幾步顧客追責的電話就響了，可不放棄，在這兒等上半個小時的事他也遇上過。

站里的每個騎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過寫錯地址的顧客；有客戶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訴了騎手；還有騎手接到差評，發消息過去一問，對方說“自己不小心點錯了”。

陳奇剛來站里時，曾被一個居住在日租房的顧客投訴。他的獎金沒了，這個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個人跑去顧客留的地址討要說法，結果門一開，人早搬走了，申訴徹底無門。

向上申訴大多數時候只會石沉大海。作為老資格的騎手，黃冰已經消化了這個現實。用他的話說，“上百萬的騎手，每天申訴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顧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臺多數是傾向于顧客，顧客不訂餐哪有錢賺呢？”

在這個由騎手、平臺、顧客、商家構成的四角關系里，有人打了個比方，“顧客是爺爺，商家是爸爸，騎手是孩子。平臺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騎手?！?/p>

曾有轄區內的商家售賣“黃燜雞套餐”，可只有查看詳細的介紹才能發現，套餐里并沒有米飯。因為米飯售價2元，加上2元后配送費會發生變化。商家要求外賣騎手到店后通知客戶，如果需要米飯自備2元零錢。很多初來乍到的騎手不敢反抗，電話打過去，顧客劈頭蓋臉一頓罵，最后再附送一個差評甚至投訴。

還有商家接了單出餐太慢，外賣騎手決定先送其他的急單。后來，把單送去了，又得了差評。一問，顧客說，“商家可告訴我了，他們早把餐做好了，是你們不去取?！?/p>

“人性的算計、惡意太多了?！背Ｉ秸f，他有時心疼騎手，會補上幾十塊錢，充作被扣掉的獎金。還要轉頭在商戶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氣大的騎手把對方惹惱了。

黃冰從來不會找商家爭辯。他知道，這個活兒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動找商戶嘮嗑。那些比自己年輕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銀員，他一口一個“哥”“姐”的叫著。最近3個月，他都是外賣站績效第一。

“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痹趪螽斶^秘書的黃冰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