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聯合國得票高，靠的是威望

2018年12月28日，史久鏞接受媒體采訪。 外交部條法司供圖

一身黑色西裝，紅色領帶，黑色皮鞋，92歲的史久鏞依舊保持著法官嚴謹的著裝習慣。

生于動蕩時代，求學海外，學成歸國，輾轉供職外交部，長期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上世紀80年代，史久鏞擔任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工作組成員，1994年2月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2003年擔任國際法院院長，成為首個中國籍的國際法院院長。

祖國利益和國際事務，史久鏞用自己的學識、能力處理得游刃有余。“外交領域國家利益的捍衛者”是對史久鏞真實的寫照。2018年12月28日，在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上，史久鏞談起過往40年，一副驕傲的樣子：“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國際法發展節奏非常快，又有豐碩成果。”

香港問題談判組成員

英國“交還”香港是勝利

在史久鏞的個人經歷中，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工作組成員的身份是繞不過去的。談起香港回歸，史久鏞就打開了話匣子。

1984年12月，中英簽訂《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這份聲明指出：中國對香港地區(即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地區交還中國政府。

然而，外界鮮有人知的是，這個聲明中“交還”這一表述拉鋸了很長時間。“談判很曲折，談了差不多兩年，最后階段談了好幾個月。”

當時英方主張的表述是“放棄”，即放棄涉及香港問題的《南京條約》等三個條約。但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認為是無效也是非法的。英國統治香港，是因為清朝政府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出去了。“香港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一直對香港擁有主權，中方從來不承認這三個不平等條約。”史久鏞說。

“‘交還’這個詞，意味著香港是英國從中國拿去的，現在要還回來，這也是我們的勝利。”說到這里史久鏞笑了。

他指出，在中英聯合聲明中，雙方各自明確陳述，有別于國家間曾使用的“廢除舊約、訂立新約”方式，在國際法領域具有重要開創意義。

回歸后，香港是否仍以單獨關稅區身份繼續留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成為重要議題。

史久鏞曾寫下了一萬余字《香港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長文，專門論述此問題，力陳應使香港先以中國香港單獨關稅區名義參加關貿總協定的意見：香港要繼續保持自由港的優勢。這個建議最終被決策部門采納，也助力了香港經濟的騰飛。

任職聯合國國際法院

潘基文曾評價他工作“令人欽佩”

1994年，史久鏞被選為國際法院法官，2003年2月，已經77歲的中國籍法官史久鏞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這是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

被提交至國際法院的案子，不論是訴訟案還是咨詢意見案，都涉及復雜的法律問題和領土主權等國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閱讀大量材料并親自撰寫判決，工作繁重。在擔任院長期間，他參與審理了多達16宗案件，包括巴勒斯坦隔離墻咨詢意見案，這在法院創下了歷史紀錄。

2010年，當史久鏞從國際法院卸任之際，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評價他“致力發揮國際法院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領域的角色”，工作“令人欽佩”。

重回外交部

對涉國家利益重大法律問題盡其所能

從海牙回到北京，史久鏞并沒有“閑下來”。2010年6月，他接受時任外長楊潔篪聘請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此后又應邀擔任外交部國際法咨詢委員會顧問。

21世紀以來，維護我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工作日益突出。

作為外交部法律顧問，年過九旬的史久鏞會手拿放大鏡，一字一句地研讀數千頁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審核文稿。

有次因意外腿部受傷，行動不便，他仍堅持拄著拐杖前往辦公地點。實在無法前往的情況下，也要以口述錄音的方式將相關意見送給有關部門參考。

“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法律問題上，我愿盡己所能，繼續為國家建言獻策。”史久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