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經濟學院基礎部原教授 雷軍

同心同行共抗疫，文學應如何參與？文學的使命，在于記錄時代、書寫時代、謳歌時代。那么，怎樣來記錄、書寫和謳歌？火熱的贊歌，容易缺失共情的理性；旁觀的沉默，卻又缺失時代的責任。文學，需在現實的振奮與沉淀中找到平衡。

疫情，既是個話題也是個問題。關于疫情，歷史記載和文學描述由來已久。如果說穩定、確定的社會秩序是生活的正面，那么偶然、突發的社會狀態就是生活的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說，疫情為文學提供了一個“此時此在”的反面現實，打破了人們對現實邊界的認知。從前熟知的現實，突然就變得陌生、駁雜，變得難以捉摸、不可掌控。文學的職責，便是消除陌生感，讓人們加深對現實多樣性的認識，重建對現實的信任感。

與戰爭、地震、火山、洪水等災難一樣，疫情也構成了人類生活境遇的拼圖。災難性母題，一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內容。而人也正是在與災難的博弈中，不斷獲得啟示，追求文明。每一次災難的發生，往往加深了人們的憂患意識，啟發人反省現實奇正、社會興衰。文學，由此成為人類精神思想的“助產士”。《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云中記》等作品，均在災難廢墟中建立起現實認識的新維度，發人深思。

當代文學對疫情的書寫，應該建立在對話題的理性爬梳、問題的正面回應基礎上，而不應受社會的“加速度”拖拽產生浮躁，不應被甚囂塵上的負面情緒帶偏。記錄的忠實、客觀，與書寫的冷靜、主觀融為一體，在現實的穿透力和個人體驗的交叉地帶，建立起新的人文坐標，才是正確的創作態度。謳歌時代，是誠摯的態度、共振的熱情與藝術話語的合唱，是對共同情感的傳遞和禮贊，而不應屈從于短視頻的淺屏化娛樂，不應為蹭熱度而浮夸書寫或進行吹捧宣傳。

我國已有的災難性文學，不少都圍繞著鄉愁和團圓的預設文化目標，以舍生取義為路徑來化解災難危機，偏重于對過去理想主義秩序的恢復，而缺乏對災難意義的深度探索和發掘。有鑒于此，未來的相關創作，需努力突破現實認知屏障，積極從痛苦中汲取教訓，延續對社會和人生未完成的思考，方能不辜負苦難的遭遇。

文學創作，要引導人對疫情境遇的共同接受，激發情感共鳴，磨礪生存意志。災難是某個時空點的生活塌陷，文學要鈍化塌陷過程；災難中人道主義是即時性的，文學要傳導永恒的精神力量，支撐人重新崛起。疫情中的人生百態、萬千鏡像，文學不可能盡收筆下，文學的任務，也不是對災難進行“零度情感”的敘事，或者傳聲筒式的現實直播。如何粘連斷裂現實，保持生活的連續性？這需要文學的創新。

文學要建立起語言與現實的詩性關系，幫助人發現以前生活的倦怠和乏味；文學要飽含切膚的真情，對生活抱以深切的悲憫，用情感修復精神的創傷；文學視域要融合現代性思維，洞察災難塵埃帶動的生命震顫，解碼文化信息；文學要有時代脈搏感，以主流價值為基礎，將抗擊疫情的偉大壯舉融入有血有肉的平凡敘事中，把社會和人的成長經歷納入歷史進程，講好中國故事。

文學創作，不能止于悲情傾訴，還要做到審美經驗的深潛、拓寬和細化，為人的奮起注入精神活力。文學要深潛疫情漩渦，傾聽普通人的真實聲音，激發面對災難的勇氣；文學要扒開層層褶皺，揭露現實困惑和痛點，讓痛苦滋養人們的生長力。例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對瘟疫的描寫，雖然具有魔幻主義的神秘色彩，但文化涵蓋力異常深厚。疫情文學，既要展示同舟共濟、玉汝于成的核心價值，還要在大眾文化上提煉，對現代人進行精神補給，加固他們對現實的信任。

文學的魅力，來源于它制造的“迷狂”藝術體驗，通過摹仿現實，來喚起感同身受的悲歡。這一切，都建立在細膩的敘事基礎上。抗擊疫情，涉及社會的各個方面。文學要通過生動敘事，把精細的現實皮相與人心人性的瞬息變化，瑣碎的生活煙火味與人世的永恒性聯系起來，探索民族特色的心路歷程與個體自我解放的途徑，實現文學審美與心靈培養的交互影響。文學不是預言，也不能直接拯救世界，但它在時代描述中建立了情感、意志和信念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激勵著苦難中的人們抵抗痛苦、死亡，走向廣闊美麗的生活天地。（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