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濤（左）和村支部書記方長建核對村集體賬目。本報記者馮大鵬攝

“他年紀和我兒子差不多，卻能撐起這么大的事，靠啥？靠扶真貧的決心和真扶貧的干勁。”

“來時白凈凈，現在黑不溜秋；春天花粉過敏戴口罩，冬天頸椎病犯了戴護頸；我真心疼，但替不了他。”

“駐村期間，女兒出生，王濤沒回去，也沒告訴大伙，太見外了。他給女兒取名‘美淅’，意思是‘大美淅川’，說明他沒把自己當外人。”

“你，干啥來的？”

“來旅旅游。”

“我們這破地方有什么可旅游的！”

2017年8月4日，深度貧困村——河南淅川縣毛堂鄉銀杏樹溝村來了一位陌生的年輕人，不時拍照，還入戶走訪。

方長建光著膀子、騎著摩托正在村口“把風”，忙上前盤問。不久前的扶貧檢查中，銀杏樹溝作為“軟弱渙散村”被全省通報批評，“防暗訪”成了這位村委會主任的重要任務。

“你們村多少人？有啥產業？咋扶貧？……”

“一定是來暗訪的。”年輕人一串問題，讓方長建慌了。“您是黨員嗎？”“不是。”“貴姓？”“姓黃。”

5天后，縣里來人宣布：國務院研究室選派王濤駐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等王濤講話時，方長建驚呆了，竟是那天來“旅游”的年輕人。他提前一周就來了，縣情、村情摸了一遍。

“這變化，別說想，做夢都夢不到。”三年過去了，銀杏樹溝不僅脫了貧，還用參股等方式，聯辦了6家集體企業，2019年村集體收入500多萬元，走上鄉村振興“快車道”。

回想起與王濤初次見面的那場“烏龍”，已擔任村支部書記的方長建還有點臉紅。

“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是個兵”

“吃水靠水窖，出村靠地跑，手機當手表。”這是俺村的原貌。全村175戶629人，貧困發生率41%。村集體欠外債，村“兩委”也散了，一窮二白，一盤散沙。

王濤進村那天，場面很冷清，只來了10多個人。王濤講：“我既然到了這個最窮的地方，就一定要把這兒打造成淅川最好的地方。”

大伙議論：“吹吧！這個爛攤子，國務院領導來都不見得行，何況派個兵？”“雖然王濤是北京大學碩士，又來自大機關，但農村事不好搞，光靠熱情不行。”

黨員、干部開會來不齊，群眾會更開不起來，王濤卻不灰心。他說：“這地兒啥都沒有，我反而很興奮，因為可以做很多東西，我就是要找這塊試驗田。”

他帶著自己寫的一封信《給大家說說心里話》，敲門走訪。碰到識字的，就給他們看；不識字的，他就念。他說：“我要讓大家明白，脫貧攻堅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吃水難、行路難、打電話難”是壓在村頭上的三座大山，三個月時間，王濤就協調辦成了通水、通路、通信號三件大事，用變化鼓起信心，用實干贏得信任。

入村一個月，王濤再召開群眾大會，當時來了不到30人。王濤態度堅定地宣布：村里要成立“一工一農”兩個公司，一個是“勞務公司”，一個是“農業公司”。我根本就不懂“企業”是個啥，王濤跟我商量時，我心里打退堂鼓。“農民都是各想各的，各掙各的錢，不會聽你的。”他說：“我來不是單純送錢送項目，而是要帶動、激勵大家一起致富，共同過好日子；其中關鍵就是要把大家組織起來。”

勞務公司掛了牌，可沒幾個人報到。

“長建，人你來動員，其他事我負責。人一到位，勞務項目就開始。”王濤給我下了死命令。

咋辦？旁人不好說，我就從自己家人下手，勸在淅川縣城當廚師的兒子方明園回來加入勞務公司。

“我現在一個月能掙4000塊，回去能有啥發展？”兒子不愿回。

“人家王濤從北京來給咱村干事，別人不支持，咱得支持。你回來先試試，不行再走。”

后來我動員親戚朋友，陸陸續續湊了十來個年輕人。這時，項目真來了。王濤從北京一家公司獲取了土壤固化劑專利技術使用權，我們先在一段土路上試驗了一把，很成功。縣里驗收后，就給了一段公路項目。

2017年臘月，天寒地凍的，大家就干起來了。每天早上6點，勞務公司項目部的臨時會議室里就已經坐滿了人，王濤就在工地上給大家開晨會。“思想提純、精神回爐、付出絕對”口號山響……由于干勁足，技術新，用傳統方法三個月才能修成的路，半個月就干成，為村集體賺來了“第一桶金”——300多萬元。

“王書記，你可真厲害！這么多年，村里沒見過這么多錢。”我由衷贊嘆。“這才到哪兒啊。”王濤卻說，“銀杏樹溝村要走的路，遠著呢。”

“產業發展到哪兒，哪里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勞務公司掙錢了，王濤提出要改善人居環境，由村集體出錢，?貼群眾改善住房。開村民大會那天，回來了200多人，“得來聽聽，看有啥好事情。”大伙爭先恐后。

每戶補多少？會上爭論激烈。“5000元夠了，最多8000元。好不容易集體掙點錢，可別花歪了。”王濤說：“光靠勞務撐不起村里的未來，我們還要發展產業掙錢，人居環境改造是美好生活的起點，標準不能低，建議每戶補15000元。”

“淅川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地，有山不能養畜、有樹不能砍伐、有水不能養魚，產業搞不起來。”大伙滿是疑慮。王濤說：“雖然外部條件限制，但思想不能鎖死。我們要走出去，產業發展到哪兒，哪里就是銀杏樹溝村。有多少人為我們服務，我們村就有多少人。”

2018年5月，村居改造開始了。叮叮當、叮叮當……村里一片施工的聲音，附近的建筑隊都找空了。過去，村里土房占60%多，經過一改，整齊的徽派民居，面貌一新。

村居環境改造好后，大家都很滿意：村里幾百年沒啥變化，變成這樣就行了！可王濤還要繼續往前走：“修路項目，靠的是政府支持，我們不能總求政府照顧，要自己闖市場。”

早在村居改造前，村里已流轉土地種玫瑰，可王濤想的是把玫瑰產業化，要到外村，甚至外縣包地、合作建廠。我首先想不通：“你王濤是銀杏樹溝村的‘第一書記’，管外村、外縣的事干啥？”

2018年底，王濤領著大伙去外地產業發展好的村參觀，回來后，我們明白了：規模越大、平臺越大、產業越大、市場越大。

如今玫瑰花田村里有、外村有、外縣有，玫瑰花茶、玫瑰純露、玫瑰酒、玫瑰醋等一系列產品，也像變戲法一樣陸續推出，還通過電商賣到了全國。在金河鎮，村里聯辦了環保磚廠，生產用粘合技術做的透水磚；在倉房鎮，聯辦了一家礦泉水廠，還在整合打造村里專屬的“羋月山”品牌，開發鄉村文旅產業……村里還設立了創業基金，鼓勵村民創業創新。

從無到有，從有到強，如今，每一項產業，都如同一個繁茂的枝杈，聚在一起，撐起了銀杏樹溝村集體經濟的大樹。

2018年底，窮了多少年的銀杏樹溝村不僅整體脫貧，還成了遠近聞名的“牛氣村”，外村人都羨慕的很，說鳳凰落到這兒了，直到現在，還有人專門翻山頭過來看哩！

“過去是不會干，現在會干了，還越干越想干”

我也算是個老村干部了。2004年，我就進入村“兩委”班子。

能當村干部，說明咱也不是沒本事人。上個世紀80年代，我就跑到河北去包磚廠；1993年，我就買回了村里第一臺電視機；自己養豬養羊，還買了一輛三輪跑鄉村運輸。

但自從當了干部，越干越窮、工作越干越差，慢慢地心里也沒干勁了，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如今再對比，我覺得差在思想舊、短在辦法虛、弱在眼界小上。

王濤來了后，先給了我兩盒圓珠筆，說：“作為資源匱乏型貧困村，發展更要和大的政策背景結合。”讓我沒事翻翻書、做做筆記。

這幾年，我這個沒啥文化的農村人，認真讀書、看報、看《新聞聯播》，發現啥“金句”，就記到小紙片上、裝兜里，有空就掏出來看看，都攢了幾百張“學習卡”了！

這一學，思想就活了。過去悶頭干，政策下來一兩年了，還不知道路該咋走，現在抬頭干，知道學上級的思路和別人的辦法。看新聞一對比，越發覺得咱村走到前頭去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俺村也是個“紅旗村”，村集體有草繩廠，學生學費都不用交。

后來，集體經濟垮了，人心散了，為爭個低保，跟村干部打個頭破血流。現在集體經濟強了，人人有收入，人人有活干，心越來越齊了。王濤說：“我們就要搞集體經濟一家獨大，治理模式、產業模式，決定著群眾信不信你，跟不跟你走。”

王濤常對村干部說：“農村治理是立體的，但核心是支部班子建設和引領作用發揮。”他把“做一個負責任的黨員，建一個負責任的班子，留一個負責任的攤子”三句話刷在墻上。

說實話，“班子”這個東西，我以前覺得很虛、也很散。王濤剛來時，村支部班子只剩我一個“留守干部”，一個在家養病，一個撂挑子外出打工；村支部借廢棄的村小學辦公，屋頂還塌一半，連個黨旗都沒處掛。王濤就搞“鄰家支部”，在群眾家開“黨群聯席會議”，先把“班子”聚起來，再帶群眾轉起來。

外出打工的，他把人家請回來；工作優秀的，吸收進來。如今，干各項事，“兩委”班子都沖在前頭。從這個變化，我明白了個道理：“班子”是要帶的，“班子”是能建好的。村干部們都覺得：過去是不會干，現在會干了，還越干越想干。

2019年8月，本來已經駐村期滿的王濤放心不下村里剛發展起的產業，又主動申請，再延期一年。

他能多留一會兒，我自然高興，但我心里也清楚，“第一書記”不可能永遠留在這個山溝溝里，他走之后，這么大的集體資產怎么才能運營好、發展好？

“王書記，這是你第二個家鄉，回去后，可不能撒手不管。”王濤說：“光靠我咱村走不遠，鄉村振興的擔子要交給咱村自己培養的年輕人，以人化人，以人育人，一茬接一茬干。”

村里剛開始創業時，王濤就特別注意吸引年輕人回鄉，這幾年，有七八個年輕人在村里的產業上干，成長很快。我兒子方明園自從跟王濤搞了修路項目后，就再也不提回城當廚師的事了，現在是磚廠的副總經理。一個過去內向、話都說不好的孩子，三年不到，懂財務、會電腦、通管理，是王濤把他帶出息了，是村里事業發展長了他的本事。

去年村兩委換屆時，兩個年輕黨員被吸納進“兩委”班子，開始漸漸獨當一面。

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也不斷被吸引回來：1983年生的肖永福在村里開起了養雞場；1998年生的張攀辭掉鄭州的工作，當起了村里的信息員……就像王濤說的，有了持續的產業和持續的人才，就有了一支帶不走的鄉村振興隊伍。

更讓人高興的是，王濤不僅激發了大人，還激發了娃子們。村里10年沒出過本科生，王濤來后，設立了鄉土人才培養基金，每年向每個本科生補貼一萬元，三年來，村里已出了13個本科生。

現在啊，看著村里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三年前，那個被我攔在銀杏樹溝村口的年輕身影。（記者 林嵬、袁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