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年末，對于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唱什么調的都有。內行看門道，時與勢本沒就那么亂，梳理之后更清晰。

“雖說眼下與往后全球經濟需要討論的議題很多，但從重要性和緊迫性上看，我認為至少有8個問題值得我們特別關注。”作為經濟大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做出這樣的結論。那么在張宇燕看來，這8個問題都劍指何處？這些問題之外，2022年，我們還要關注哪些經濟規律呢？

相較于治理通縮，主要經濟體央行治理通脹手段更多，空間更大

當前，全球經濟的敵人，除了疫情之外，是通脹還是通縮？

2020年2月到2021年5月間，發達國家十國集團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了11萬億美元。這一增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花了8年才達到。

“我們看到，在主要央行均奉行超級寬松的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的同時，大規模紓困政策導致家庭財富上升，并在轉化為消費后推動了價格上漲。加上疫情等因素沖擊供應鏈導致勞動力及供給短缺，在推升工資水平的同時也助長了價格水平。屢創新高的資產價格還催生了財富效應。這些似乎預示著如果不果斷采取措施，那么‘通脹將勢不可擋’這一觀點的說服力恐怕還會上升。”好在，張宇燕看到了一些正向進展——巴西、俄羅斯、墨西哥、韓國、匈牙利和捷克等國央行已經升息。

在談論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態勢時，還有一個必須考慮的變量，那就是央行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還夠不夠用。一個顯而易見的情況是，它們治理通脹的工具數量與騰挪空間，都遠超對付通縮的。因此對于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走勢的判斷，張宇燕的基調是短期壓力不小，但中長期會緩解。

在此結論下，發達經濟體宏觀政策又當何去何從？

張宇燕對此表示，雖然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治理通脹遠比治理通縮的手段多且空間大，但鑒于資產價格位于歷史高位且脆弱敏感，以及目前推高物價的供給沖擊明年將得到緩解，因此一旦退出政策的實施速度、力度與時機拿捏不準，很有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振蕩與投資者預期逆轉，出現破產海嘯的風險上升，甚至滯漲降臨。因此，宏觀政策在度上的掌握，成了精細活兒。

這里還有個不得不問的題目，即美元霸權時代是否進入衰微期？

對此，張宇燕的結論是，美元全球地位走上了下坡路，但這并不是說美元體系將迅速瓦解，而是說在美元繼續主導全球市場的過程中其主導地位很可能比看上去脆弱，同時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輪廓正在顯露。

一國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上的位置，不是競爭對手想鎖定就鎖定的！

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轉向，是否會殃及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

結合世界銀行行長戴維·馬爾帕斯近期談到的“中低收入經濟體債務脆弱性急劇增加，全球有一半最貧困國家面臨著外債危機或很高的外債危機風險，因此需要對債務問題采取全方位行動，包括減免債務、加快重組和提高透明度”這一觀點，張宇燕認為，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緊縮開始后，新興市場經濟體將面臨重大風險，比如面對疫情造成的供給沖擊，各發展中經濟體應對措施各異，而這種政策差異性，本身就是風險源之一，因為進口能源或出口能源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對政策轉向時損益情況大相徑庭，而貨幣政策趨緊導致的價格波動無疑會增加兩類經濟體之間的分化。

貨幣政策趨緊，是否也會導致供應鏈受損風險上升？部分發達國家“脫鉤”政策的影響范圍大不大？

對此張宇燕表示，過去很多人認為，經濟相互依存度不斷提升是地緣政治穩定的源泉。但現在，“源泉”被有些人看成是“致命弱點”，因為供應的高集中度也可以被解讀為高依賴度，涉及“國家安全”，事關大國博弈。“基于此，美國等國家陸續出臺或計劃出臺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給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勵制造業回流或使供應鏈多樣化，甚至有人公開鼓吹所謂‘脫鉤’。”盡管如此，在張宇燕看來，至少2021年的現實并不支持上述判斷，特別是和中國有關的數據，所印證的恰恰是反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持續且堅定的開放政策和市場規模。

那么，在未來，大國關系越來越體現為規則鎖定（簡稱規鎖）與反規鎖的博弈？

對此張宇燕表示，拜登政府重回“多邊主義”，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聯合盟國與伙伴國，希望憑借占全球一半GDP的實力塑造從環境、勞動到貿易投資、技術以及透明度規則，阻止中國主導未來技術和產業，最終將競爭對手鎖定在全球供應鏈或價值鏈的中低端。

“中美經貿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經貿關系，維持其健康穩定發展不僅符合中美兩國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期待。面對規鎖，中國的基本策略是在堅定捍衛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同時，積極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和引領者，以公平正義為理念，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穩步拓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張宇燕這樣說。

全球溫度變暖會導致經濟活動變冷？需要打造一套新的發展評價體系

即使各國從今天開始大幅度減少碳排放，全球變暖的總升溫很可能在未來30年內達到1.5攝氏度。當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作出這一結論，人們不禁要問，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全球問題是否已經在快速惡化了？

“當前，通過減少碳排放來應對氣候變化已經成為當今主流認知，但如何處理好減排與發展、或能源轉型與經濟正常運轉之間的合理銜接問題，人類仍面臨挑戰。除了必須合理有序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外，我認為我們還要關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其他來源或渠道，比如其中10%來自剩余食物。為了實現減排目標并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后果，世界還要努力積極利用已有的并開創全新的制度設計，比如鼓勵發達國家通過引導中低收入國家實行減排和環保措施來對其債務進行重組，升級私營和社會保險系統以處理極端氣候帶來的損害，創立一個類似IMF的國際保險機構等。”張宇燕表示。

人口結構變遷加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又有多大？

對此張宇燕分享了他的結論——年輕人口占比高可以產生人口紅利，但收獲人口紅利必須與人力資本不斷積累、儲蓄率與投資率的提升、能夠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的體制機制改革、社會穩定、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相結合方能實現。

即便疫情沖擊逐漸消退，世界經濟復蘇還面臨哪些掣肘？

即便疫情沖擊逐漸消退，世界經濟復蘇仍然面臨疫情前就已經存在的各種掣肘，其中有些問題，或許已經因為疫情變得更加嚴重了。

“還有幾個中長期因素，將在今后數年間掣肘全球經濟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張宇燕表示，這里包括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的債務、勞動生產率增速遲緩、多邊貿易體系WTO上訴機構停擺且改革談判達成共識困難重重、金融監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經濟民族主義特別是資源民族主義抬頭等。

當然，與經濟活動關系密切的網絡安全，也是一只威脅巨大的“黑天鵝”。“比如美國的長期國債是全球金融系統的核心，幾乎所有國家都有美債儲備，并被用于幾乎所有物品和資產的抵押品，而99.9%以上的美國國債以純粹電子形式存在。如果有人能夠侵入美債系統，系統就有可能崩潰，全球貨幣體系與金融市場便將陷入一片混亂。”這是張宇燕的預測。

風險、挑戰甚至是掣肘，都實打實存在，2022年，我們該怎么辦？

“整體上看，全球經濟還是行進在回歸中長期發展軌道上的。”張宇燕有此結論。在他看來，2021年上半年，主要經濟體經濟的復蘇強勁。盡管進入三季度后總體放緩、增速分化，呈現出前快后慢的特征，但從全球看，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正在“收復失地”，全年世界經濟實現明顯復蘇可以說已成定局。

“2021年10月IMF預測2021年全球增長5.9%；聯合國貿發會議和經合組織9月預測分別為5.3%和5.7%。綜合這些預測，我認為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在5.5%左右，2022年增長4.5%的可能性較大。作為對比，IMF預測2022年全球增長4.9%，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的GDP到2024年可能依然比此次疫情暴發前低，增長速度大約在5.5%左右。因此總體看，我認為全球仍處在中低速增長軌道，未來3到5年內世界經濟增長率大致維持在3%至3.5%之間，當然各國各地區增速會存在顯著差異。”張宇燕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