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的交流中體現了“多元一體，兼容并蓄”

記者：近年，隨著文博類綜藝節目的播出，讓文物開口“說話”成了一個流行的現象。如果讓您選擇一種能代表石峁的文物，就是您會選哪一種？

孫周勇：倘若在石峁發現大量的石雕之前，我首選的肯定是1976年發現的一批27件牙璋，這個牙璋被認為可能是后來流行在東亞地區的牙璋的祖形和發源地。現在，我會選擇皇城臺的石雕。石雕原本是大型宮殿上的裝飾，營造出一種比較有儀式感、威儀、震懾力的氛圍。受疫情影響，目前實地參觀還不是很方便。《人民政協報》的讀者感興趣的話，可以先在網絡上找一些圖片看看。石雕的圖案分幾種，有一種典型的神面型圖案石雕體量龐大，形象也特別豐富；第二種是似獸非獸、似人非人的神面狀的，有的像饕餮紋，有點兒像良渚的紋飾；還有的是比較寫實的，臉部圓潤帶著笑容，但因為要刻畫在石頭上，就會被拉長成為近乎方形的，像商代的青銅人面鼎。第三種是陰刻的線條，基本上是一種浮雕的創作方式。藝術創作肯定是夸張化、擬人化的。我們推斷，這要么是石峁王國的祖先，要么是英雄一類的人物形象。每每與他們注視，我都能感覺到他們也正在看著我，想對今人講述曾經的一件件趣事，或傾吐往昔的榮耀。

記者：您前面講到，石雕上的饕餮紋，和良渚的紋飾有些相似。這讓我聯想到，石峁和良渚的另外一個共同點，都出土了大量玉器。而且據說，這兩個地方的玉器還有所相似。這是否說明，在幾千年前，不同的文明就在融通、交匯？如果是的話，會是通過什么樣的介質來實現傳播的？

孫周勇：當石峁出現時，良渚文明已經衰落了，這兩種文明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是正如你所說，我們在石峁看到良渚時期的玉琮，當然這種玉琮已經被改制過了，在良渚是典型的一個天圓地方的柱狀，而在石峁時期就被切為薄片了。這說明古人上層社會高等級的禮器或者說奢侈品，交流的網絡一直是比較通暢的。石峁處在歐亞草原廊道的南端，也是一個交通發達的地段，它匯集了很多文化：有西北方的齊家文化的一些典型的因素，跟陶寺遺址有很密切的關系，同時也可能跟關東地區、中原地區產生過一定的交集。其實很多文化都能看到類似的現象，一個強勢文化在產生形成的時候，會吸收周邊的一些文化因素，也就是說，在同一時期，文化之間的互相交流影響是一直存在的。這些年，我們還在皇城臺發現了揚子鱷的骨板和一些海貝，現在想來很不可思議！這都是長江流域或者大海里面才有的東西，可是它們竟然很早就出現在西北內陸。所以，從考古發現的角度來說，這體現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講的“多元一體，兼容并蓄” 的文化面貌。至于你問我，當時文化交流的工具是什么，究竟是車、馬還是船，坦率說我也不清楚，到現在依然是未解之謎。

記者：除了皇城臺展示的王和貴族的生活場景外，有沒有發現當時普通人的一些生活情況？

孫周勇：我們團隊通過植物遺存，分析出石峁的生業特點以農耕生產為主，兼營家畜飼養業。農作物種類主要包括粟、黍兩種小米；豆科植物較豐富，顯示家畜飼養業也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農牧交錯帶的生產特點也許在當時已經形成，石峁先民已經能夠飼養上述動物作為家畜并自給自足地滿足日常生活需要。

考古就是不斷迫近歷史真實

記者：石峁人是怎么消失的？

孫周勇：石峁城址廢棄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現在還沒有確鑿的原因。但我們觀察到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在大河套區域，就是廣義上的北方區域，內蒙古的中南部、山西的西北部、陜西的北部大概10萬平方公里這個范圍里頭，從距今4000年前后發展到3800年前后的時候，整個前期遺址里的人突然都消失不見了，石峁人也不例外。一群來自“蛇紋鬲遺存”的人，占據了石峁人生活的地方。石峁人的消失很可能跟氣候變化，或者是資源的日趨緊張、戰爭因素有關。

記者：石峁遺址也屬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部分，這個平臺對考古工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孫周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很重要的一個平臺。幾次很重要的工作，包括在關鍵階段確定石峁遺址的性質和認定它的價值的時候，都是以探源工程的專家們為主，在現場召開了幾次重要的、具有節點意義的會議。記得2012年，張忠培先生、李伯謙先生都說這是石峁古城是一個“石破天驚”的發現，會改變我們關于中國早期的一些認知的高度。

記者：中國考古已經走過100年了，您怎樣看待這項事業？

孫周勇：我的回答應該跟大部分的學者是一樣的，考古發現是在不斷地豐富古人社會的真實圖像，不斷迫近歷史真實，但永遠不可能完全復原，因為我們通過史書記載看到的往往是后代或者更遠的人追溯前代的歷史，很少有當代來記述的。所以，“地下這本書”應該是最能夠客觀真實反映當時社會的真實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