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曉平

12年前，因策劃編輯軍隊老作家王宗仁先生的散文作品集《藏地兵書》，我第一次與魯迅文學獎結緣。作為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的責任編輯，我應邀參加了在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舉行的頒獎典禮。而作為一名寫作者，或許正是從那時起，我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顆夢想的種子。

咱們當兵的人有一句話叫“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憑借《紅船啟航》獲得了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當然是一件光榮而開心的事情。魯迅文學獎，對于一位中國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確是我們心中的一個夢想。今天，我多么幸運，我實現了這個夢想。

能夠實現夢想，條件、路徑和原因很多，但大多不超出三條——天時、地利、人和，也是德、才、機的一個集合。因此，在這內心喜悅和頭腦激動的時刻，我必須十分清晰、清楚和清醒地認知自己、解剖自己，給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找到一個精準的定位。在攀登前進的道路上，沒有一點斗爭精神，沒有一點自我革命精神，是不可能戰勝自己、超越自己的。這讓我想起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在一封信中談及魯迅先生：“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直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于別人。”是的，對于獲獎，我知道，有它的必然性，還有它的偶然性。這就是辯證法。魯迅先生尚且不斷地“解剖自己，往往嚴于別人”，何況吾輩？

魯迅先生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出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2008年，我在《五四運動畫傳：歷史的現場和真相》中寫過魯迅先生。從那時開始，我決心把1919、1949和1979這三個特殊的年份作為考察中共黨史的坐標點（中國共產黨創建史、新中國創建史、改革開放元年史），并以它們為中心輻射前后30年的中國現代史，立志完成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從覺醒與誕放、崛起與解放到改革與開放的“時代三部曲”，理直氣壯地書寫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精神史詩。經過20年的耕耘和準備，在完成《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傳）》《王明中毒事件調查》《人民的勝利：新中國是這樣誕生的》之后，我探索出一條屬于自己的“文學、歷史、學術跨界跨文體寫作”道路。因此，與其說我在等著《紅船啟航》，不如說《紅船啟航》也在等著我。

說句實在話，我不是一個特別會講故事的作家，或者說我是一個不善于虛構的作家。我始終認為，對非虛構寫作來說，遵守真實性原則是第一要務。在講好中國故事的時候，我們要明白一個道理，講故事不是目的，目的是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講出中國特色、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精神，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因此，歷史寫作就要寫最有價值的歷史，寫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什么是最有價值的歷史呢？我認為，推動并有利于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發展進步和根本利益的歷史，就是最有價值的歷史，就是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

我的歷史文學寫作始終堅持“三三法”，即：在文藝創作導向上要把握好“三場”——立場、現場和氣場，從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動量和質量的轉換；在創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視”——仰視、平視和俯視，使得作品擁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創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觀”——宏觀、中觀和微觀，使作品懷抱全局、情節和細節，具備大格局、大視野和大情懷。創作重大歷史題材作品，作家必須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審慎的敘述中、在對史料去偽求真的過程中，錘煉自己的史識、史才、史德，既要實事求是又要留有余地，既要一分為二又要恰如其分，從而在大歷史中獲取豐富的靈感和深刻的思想，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引導讀者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我曾應中國作家網的邀請，為新時代的青年寫了一段寄語：“就做一個熱愛文學、熱愛歷史的人吧！眼睛里沒有黑暗，嘴巴里沒有謊言。面對生活，滿懷詩意，披荊斬棘；面對人生，向善向美，所向披靡。人在旅途，成長總不易，你現在的努力，都是正在為你的將來找機會！”當然，這也是寫給我自己的，與青年朋友們共勉。

胡喬木說：“憤怒出詩人，但不出歷史學家。”我始終認為，作家應該是思想家，應該擁有理性、浪漫、真誠、善良的美德。我將繼續努力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別人沒有寫出來的東西，寫給人們帶來積極影響的東西，寫讓時間留下來的東西。“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紅船啟航》只是我從事歷史寫作20年來的優秀作品之一，但我相信，未來更美好更優秀，因為“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作者系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