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問責力度，明確劃定官員“行為紅線”

　　事實上，不僅僅是政府工作報告，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中央紀委全會，兩年來，中央對干部“為官不為”的問責和懲治力度不斷升級。

　　自去年對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因主政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無起色、在湘西泛濫的民間集資、衡陽大面積賄選等問題上不作為進行查處后，遼寧、湖北、湖南、貴州、河南等地均加強了對為官不為的追責。

　　截至今年２月，湖北宜昌通過重拳整治混官、庸官、懶官、太平官“四官”問題，已處分２００余人。專項考察梳理出２０種“不為”現象，請干部群眾進行測評。對３０多名“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的縣級領導干部進行了提醒約談。

　　貴州黔西南州對“為官不為”的干部實行“召回”制度，在規定時間和地點進行培訓、考核，截至今年１月，共召回干部１２３１人，其中，處級干部５９人，科級干部１８５人。

　?。玻埃保茨辏保痹?，遼寧省出臺了《黨政領導干部不作為不擔當問責辦法（試行）》，領導干部中１５種不作為、不擔當的情形將被問責。

　　高波認為，盡管各地力度很大，但多數還集中于庸懶散等表面現象的處理，對于一些消極抵抗、選擇性不作為，對深化改革影響破壞性更嚴重的，需要進一步加強懲治。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建議，防止“為官不為”，需要清晰列明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劃定干部“行為紅線”的同時，也必須清楚告知可以做和必須做的事。

　　全國人大代表、金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吳青說，對于為官不為認定的邊界要在黨紀法規里進一步厘清；對導致黨和政府形象受損、經濟發展滯后、百姓利益受害等“慢性后果”的不作為，要明確規矩、制定規范。

　　改革評價主體和指標體系，就是給干部立下新規矩。不唯ＧＤＰ了考核什么？高波建議，一方面要加大履職能力、效率和質量等指標的權重；另一方面不要讓考核變成少數人來評價少數人，讓群眾意見能夠影響官員政績考評和升遷。

　　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說，要形成干事創業的氛圍，還得創新激勵機制，讓有為者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