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刑庭法官告訴記者，每個案件都不一樣，即使是坦白，有的可能坦白一小部分事實，有的可能坦白內容較多；基于金額和犯罪情節，合議庭在具體量刑中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出現差別是允許的。

北京師范大學刑法學副教授雷小政認為，除了受賄金額和犯罪情節外，還要考慮其行為對被侵害客體、公共利益等的影響，公開報道中這些影響有時很難通過具體數額和情節表現出來。

這種說法得到多位專家認同，稱這些犯罪過程中“看不見”的影響會在量刑中發揮作用。

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就曾當庭翻供，他最終因濫用職權和受賄283萬余元，被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7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十八大后受審的省部級高官中涉案金額最小的，也是唯一提起上訴的。

4 都是判無期為何金額差距大？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十八大后落馬的省部級以上官員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有3人，分別是周永康、劉鐵男和王素毅。其中，受賄額最高的1.3億，最少的1073萬元。

2014年7月17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因受賄1073萬余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稱，王素毅歸案后主動交代有關部門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賄事實，認罪態度較好，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王素毅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馬的60后省部級官員，同時也是十八大后最早被判刑的高官。

刑法學家洪道德表示，與之后涉案金額相近但被判有期徒刑相比，王素毅被判處無期徒刑看起來“略顯突兀”，但審理此案的北京市一中院在審理大要案方面相當有經驗，因此這一結果可能與判決時間有關。

上述刑庭法官也表示，對于判決結果要分階段來看，《刑九》出臺前，在貪污受賄犯罪量刑尚沒有任何變化，而在《刑九》施行后生效的判決則要考慮數額可能發生的變化。

“這些年經濟發展，加上通貨膨脹影響，現在貪污受賄的金額也在大幅提升，很多落馬官員涉案金額動輒就上千萬”，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阮齊林認為，因大量大額案件出現，法律在量刑方面有減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