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赫爾辛基大學之邀，近日在這座口碑卓著的北歐知名學府做了一個關于中國傳媒文化的講座，并參加了一個主要由芬蘭學者構成的研討會。開講之前，這邊的同行便提醒我：芬蘭人十分沉默寡言，所以不要奢望現場有熱烈的氣氛。事實上，情況也的確如此。盡管聽講的學生均十分投入，并頻繁以眼神和各種肢體語言與我互動，但在最后的Q&A（問答）環節，卻并沒有人真的起身提問。在第二天的研討會上，一位芬蘭學者有點自嘲地說：我們是一個只有500萬人的小國家，我們怎么想并不重要。

然而事實證明，一個沉默的民族卻有可能擁有極為活躍的思想。為了遷就我的研究領域，研討會的題目確定為與媒體有關，一位完全不從事媒體研究的芬蘭學者，竟然做了一個關于芬蘭報紙如何呈現中國文化的極為專業的分析，他舉了去年8月來芬演出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為例，條分縷析，雖然沒有使用什么艱澀理論，但眼界極為開闊。那是我聽到過的西方人講中國和媒體的最出色的發言之一。而來現場旁聽的一位芬蘭本國的新聞記者，雖然從頭至尾只說了很少幾句話，但他的評判卻是從觀照全人類而不僅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視角做出的，令人震撼。

在這邊讀書的學生，也給我描述了芬蘭人的一些即使在含蓄的中國人看來，都顯得過于內向的國民性格。比如在路上與芬蘭人擦肩而過，若你主動對其打個招呼，甚至有可能把對方嚇到，這與法國、德國隨意與陌生人問好的文化截然不同；在大學的課堂上，教師通常也不對學生提問，因為那有可能給學生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也許是因為芬蘭在歐洲文化版圖中極為特殊的位置：由于總是處于被忽視和被遺忘的邊緣，又在歷史上始終為軍事強權所環伺，故芬蘭人在形成了沉默堅忍的國民性格的同時，亦在頭腦中始終保持著某種進取的銳利。在十幾年前，芬蘭曾一度被視為人類科技創新的前沿，盡管近些年來因經濟衰退和技術革命的沖擊，這種創造力的優勢也受到了較大的威脅。

毫無疑問，芬蘭之行帶給我的沖擊是巨大的。在沉默寡言的社會圖景下，我們看到人口基礎和文化影響均十分微弱的芬蘭語，仍在進行著十分旺盛的文學生產和學術出版；而對與陌生人講話持“驚恐”態度的芬蘭人，頭腦中始終存在著整個世界的圖景。在某種意義上，芬蘭人和中國人有點像；但我感覺，中國人似乎正在變得越來越不像自己，而芬蘭人始終是溫和、堅定、豁達的芬蘭人。如果說文化之間的對照和比較對人類文明的相互理解與融合起著一些作用的話，那么芬蘭，這個無論歷史還是現狀均與中國毫無可比性的民族，卻可以帶給我們一些關于自身的最本質的思索。

□常江（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