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３月１０日電（記者吳光于、周相吉）近年來，各地頻頻出現的奇葩“紅頭文件”飽受詬病：江西贛州市章貢區沙河鎮紀委批評食堂的杏鮑菇炒肉中沒有肉、陜西眉縣突破工業發展領導小組推銷水泥、河南省工商局催促完成罰款任務……

　　這些文件打著紅色的刊頭，蓋著權力部門的公章，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意味著權威和嚴肅。但在實際操作中，它們卻被屢屢任性濫用。有代表委員指出，亂象頻發，根源在于權力邊界不清，缺乏監督。

　　２０１４年，四川省公安廳治安管理總隊原副總隊長李榮飚因受賄罪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其貪腐之路中，“紅頭文件”成為他大肆斂財的工具，相關法律文書顯示，他利用其分管民爆事務的便利，９次以治安管理總隊名義發文，從中大肆斂財，僅“推銷”一次民用爆炸信息管理系統綜合信息無線平臺就獲利６００萬元。

　　什么是“紅頭文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立法研究組成員姜明安將其定義為“行政法規、規章以外的，各級政府和政府部門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又稱‘行政規范性文件’。”

　　“發文件的部門的權力缺乏約束，沒有權力清單，因此有權任性。同時基層依法維權的意識不強，對上級部門下發的文件不問對錯就執行，也助長了‘紅頭文件’的亂象。”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電網四川省電力公司副總經理褚艷芳說。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何健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法治意識淡薄，還抱有特權思想。“政府和權力部門都應當明確，權力是人民和法律賦予的，只有將權力曬在陽光下，依法公開透明運行才能杜絕亂象的產生。”他說。

　　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成都）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律師指出，規范“紅頭文件”最好的方式還是將其納入法治軌道。

　　他認為，立法法草案提出把以前僅有４９個“較大的市”獨享的地方立法權下放給全國所有２８２個“設區的市”，賦予了地方更大的立法權，應當將“紅頭文件”納入立法的范圍，由于立法的程序更加嚴格，參與的人員更加廣泛，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長官”的獨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