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許善達

　　利用好政協這個平臺，把握好每一個選題，認真參加每一次調研，寫好每一件提案，讓自己的每一個建議都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據，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

　　2008年到2012年，我作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融入了政協這個大家庭。這五年，是我比較忙碌的五年，也是大有收獲的五年?，F在回想起來，有三件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用事實說話

　　2008年3月，我第一次參加全國兩會。當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持從緊的貨幣政策，將CPI上漲指標控制在3％以下。我知道這個數據和政策來自200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前的國內外形勢來看，這個政策沒有錯，但是就在那年的12月底，也就是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后，世界的經濟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包括美國、歐盟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釋放流動性，呈現出流動性嚴重不足的形勢。我注意到這個非同小可的變化，并很快判斷這個變化必將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形勢，如果我們還堅持2007年第四季度世界流動性過剩、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判斷，我們的貨幣政策會發生較大偏差。而且從廣東、浙江已經傳來一些外貿出口企業訂單減少的信息。我感覺，如果我們繼續沿用世界貨幣形勢變化前的政策，顯然不妥。

　　因此，我在那年兩會的小組發言中提醒有關部門要關注世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流動性已經從過剩轉變為不足的變化，建議貨幣以及整體經濟政策應該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國內已經出現的新動向而調整，從緊的貨幣政策需要根據新形勢調整。我的這個意見沒有引起很多反應，但沒想到，得到了一些強烈的反對之聲。

　　全國兩會之后，我依然在各種場合反復談這個問題。在5月份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我說:2006年的時候，政府說要將CPI控制在1％以下，實際達到了3％，2007年指標定在了3％，結果達到了5％，今年又提出控制在3％以下，現在前4個月的CPI都在5％以上，要達到3％的目標，后8個月就要把CPI控制在2％以下，這個目標可能實現嗎？跟百姓利益如此息息相關的數據，總是目標與實際不符，會損害老百姓對政府的公信力。這一次，贊成的意見多了，但反對的聲音依然強烈。

　　在隨后進行的全國政協委員代表與總理的對話會上，我再次重申建議調整從緊貨幣政策，特別是放棄作為從緊貨幣政策標志的CPI3％的目標。其實當時我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國務院領導同志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委會有何反應。出乎我的預料，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在我發言后插話說:“我收到了發改委的一個報告，他們預計全年的CPI是6.5％。”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插話中也表示人民銀行正在寫一個報告，他們預測的CPI數據是在6.5％－7％之間。

　　這兩個權威部門提出的數據，有力地證明了我的論斷，持反對意見的同志在發言中也放棄了堅持從緊貨幣政策以及CPI3％目標的意見。7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決定調整從緊的貨幣及總體經濟政策。我堅持不懈的諫言在國家重大政策轉折關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這件事發生在我當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一年，是我第一次重要的履職經歷。我體會到政協作為建言獻策的平臺是可以為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發揮作用的。做政協委員要認真履職也是不容易的。

　　積極推動中小企業減稅

　　稅收和每個人的利益都密切相關，因此，似乎無論提出什么樣的建議和意見，都會影響某一個階層或者某一個利益群體。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我給自己的答案是:一定要從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主體利益的角度出發，即使所提的建議確實有利于一個群體，也一定是于國于民都有利的。正是基于這一考慮，從2009年開始，我開始推動中小企業的減稅。

　　當時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高達63％的被調查企業認為自身的稅負較重，九成被調查企業認為結構性減稅不到位。那么，是因為政府沒有能力來解決中小企業稅負過重的問題嗎？顯然不是。雖然對于很多老百姓來講，稅收總是以冷冰冰的數字呈現，看上去深奧而枯燥，但中國百姓還是看明白了一個簡單的數據對比:2011年中國稅收總收入接近9萬億人民幣，同比增22.6％。同期，中國GDP的增速則為9.2％。中國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態勢為政府執行結構性減稅提供了資源，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應該投入資源，減輕中小企業稅負。

　　從2011年開始，我在全國多個地方圍繞中小企業稅負問題展開調研，并連續幾年遞交相關提案，在全國兩會的小組討論、大會發言以及平時的座談會等場合，也多次提出為中小企業減稅的建議。2012年，中小企業的結構性減稅邁開腳步:1月1日起，“營改增”在上海市的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實施試點，并漸次擴大到北京、江蘇、安徽等9個省、市。2013年8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在其余22個省、區、市全面推行。其他減稅政策也讓中小企業獲益匪淺:銷售額(營業額)不超過2萬元小微企業從2013年8月1日起免交增值稅和營業稅，超過600萬戶小微企業得到實惠，直接關系到幾千萬人的就業和收入。從總量性政策向結構性政策的轉變來看，2014年結構性減稅力度會越來越大。“營改增”在2014年將繼續釋放改革紅利，資源稅和消費稅改革在2014年也可能真正啟動。但總體來說，呼吁中小企業減稅難度不小。政協此類提案不少，落實不易。一方面，提案人(包括我在內)畢竟只是從某一角度出發，不易做到全面深入；另一方面，在政協會議上發言，或者提交文字提案對有關部門的影響力還是有限的。但是利用好政協這個平臺，把握好每一個選題，認真參加每一次調研，寫好每一件提案，讓自己的每一個建議都能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據，這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

　　盡快啟動房地產稅立法

　　這兩年，我一直關注房產稅的問題。可以說，從一開始，我就對這一稅種的出臺持反對意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上海和重慶的房產稅試點三年，上海迄今未公布關于房產稅試點的統計數據，也未發布關于房產稅試點的任何總結報告。重慶的房產稅試點，雖然重慶市政府曾宣稱效果非常好，但三年過去了，重慶市不但不擴大征收范圍，反而每年提高征收門檻，縮小征收范圍。這兩個城市對房產稅試點的態度很難令人認為房產稅試點成功。

　　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推動房地產稅立法。此后，我積極建議全國人大盡快啟動“房地產稅”立法準備工作。主張在停止房產稅試點的前提下，在“房地產稅”未完成立法程序之前，對高檔住宅在銷售環節開征消費稅，稅率和征收標準均由地方政府自主決定，稅收收入歸地方所有。這樣一方面能健全地方政府稅收體系，另一方面在交易環節征收，可以大大節約征收成本和難度，提高征收效率。最重要的是對高檔住宅在銷售環節征收消費稅，這可以使政府和住房所有者之間處于“增量分享”的和諧關系，而不再是“零和博弈”的對立關系。

　　如今，雖然我已經不再是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了，但無論是我的人還是我的心，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政協這個組織。只要全國政協機關有需求，無論是座談會還是出差調研，我都積極參與，有時寫發言稿、研究調研內容甚至會忙到深夜。有朋友笑言我這是“多管閑事”，我告訴他們:我對政協有很深的感情，我愛這個組織，因此這個“閑事”還是要繼續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