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榮幸地列席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并從二屆全國政協開始到九屆全國政協，從委員、常委、副秘書長到副主席，我與人民政協保持了近半個世紀的聯系，經歷過人民政協的坎坷與輝煌，見證了人民政協的成長與發展，所以說，我對人民政協的深厚感情是不言而喻的。

　　50多年滄桑巨變，國家發生了很大變化，政協工作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這50多年變化的親歷者，我感到，人民政協工作始終是圍繞大局，圍繞著國家的中心工作在開展工作。我在參與政協工作的這幾十年，也是一個不斷學習、提高的過程。政協就像一所大學校，在這里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政協是群英薈萃、人才濟濟的地方，是發揚民主、鼓勵人們暢所欲言的地方；政協所做的工作始終是圍繞我國政治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熱點、難點問題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和建議。通過政協委員們的建議獻策，可以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減少失誤，少走彎路，因此我們愿意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革”結束、全國政協恢復工作以來的20多年中，政協委員們的參政議政熱情空前高漲，委員們以飽滿的熱情和科學的態度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并在全國政協的大小會議上，針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和建議。我參與過專題調研并留有較深印象的如20世紀80年代，海南洋浦出讓土地在社會上引起的“是否出賣主權”問題的爭論；90年代關于三峽工程是否應該上馬問題的討論；以及近些年由于信用缺失引起的關于誠信問題的討論。在九屆五次政協大會上，我和胡啟立、林毅夫同志作了一個聯合發言，建議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信用體系，等等。這些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政協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認真的研討，并向黨和政府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建議。

　　全國工商聯是全國政協的組成單位，我于1952年參與了籌備成立全國工商聯的工作，并于1956年調入全國工商聯，歷任副秘書長、秘書長、副主席，又在1993年當選為全國工商聯主席直到2002年卸任。工商聯從成立之日起，就是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圍繞政協的中心工作在開展工作，從建國之初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到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工商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工商企業界的橋梁和紐帶，在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從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宣布原工商業者已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中共十六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它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要、增加就業崗位等方面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現在，非公經濟的發展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人們對非公經濟的貢獻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共識，這也是與全國工商聯發揮的作用和非公經濟人士的共同努力分不開的。

　　（作者為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七、八屆全國工商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