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增速放緩是國內國際原因共同通用的結果

第一，經濟“新常態”總需求疲弱是投資增速放緩的總量原因。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很可能正在運行L型拐點，即未來幾年經濟增速有可能改變明顯下行態勢，逐漸轉向波動中橫向運行。Pritchett和Summers（2014）曾指出，由于“向均值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現象的存在，中國一直維持9%，甚至7%、6%的增長水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Barro（2016）基于條件收斂和全球經驗也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將回落到4%這一潛在增長率水平上。

第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工業“去產能”是投資增速放緩的結構性原因。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去產能”在2016年取得了良好成績?？梢钥隙ǖ氖?，新增產能項目的審批大量減少了，也就是說產能的死灰復燃也只是利用原有機器設備，并沒有新增過多的固定資產投資。國務院曾多次開會和發文明確表示，嚴禁新增產能的審批。例如，國務院派出調查組，嚴肅查處河北安豐鋼鐵公司未批先建、邊批邊建鋼鐵項目；江蘇新沂小鋼廠生產銷售“地條鋼”等頂風作案問題。2017年1月，國家能源局下發十一?。▍^）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停建清單，停建項目裝機容量總計高達2221萬千瓦，約占2016年新增煤電裝機總容量的55%。簡言之，“去產能”可能帶來產能波動，但是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在放緩。

第三，部分地方領導干部作為不積極是投資增速放緩的體制性原因。很多學者反思中國制度的特殊性，認為以績效考核為基礎的領導干部競爭體制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制度基礎。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之后，中國對領導干部的晉升標準確立為以經濟績效為主，激勵關心仕途的領導干部追求經濟績效。而為了做大一方經濟，領導干部則像經營企業那樣經營著一個城市或地區，同時為了扶持企業發展，主動招商引資、吸引落戶、代表企業向上級要政策，成為改革發展的第一行動集團。但是，本輪改革在提高中央決策層改革意愿的同時卻出現了“中間層不作為”的局面。在部委及地方政府層面，很多改革設計沒有被很好的消化繼而轉化為具體舉措。部分領導干部在疏導市場機制的落實層面上作為不夠積極，未能讓市場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第四，金融和房地產抑制是投資增速放緩的金融原因。目前，金融服務對實體經濟的發展幫助不足。從金融與實體經濟的收益分配格局看，實體經濟處于弱勢地位，金融業獲取高利潤與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高并存。而且，金融發展過度，已成為對實體經濟有顯著負外部性的攫取性金融體系。從社會報酬結構看，金融業的資本回報率和金融從業人員的收入都很高，導致包括資本、人才和企業家才能等創新要素“脫實向虛”。攫取性金融的后果就是“金融詛咒”，極端情況是金融越龐大，實體經濟越凋敝。其主要作用機制是虹吸效應，即金融過度發展導致社會報酬結構有利于金融業而非實體經濟，從而導致創新要素不斷被吸引到金融業，從而使實體經濟難以得到其亟需的創新要素，對實體經濟產生負向效應。

就房地產業而言，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本就有限。自2009年之后，房地產投資急速下滑。盡管如此，房產熱的負面作用仍在持續發酵，對實體經濟的抑制作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房地產投資對GDP拉動的邊際效應正逐步遞減；其二，房地產虹吸了過多的資本和人才，變相擠壓了其他行業的生存空間。其三，從更長遠的影響來看，房地產或將令產業結構逐漸“脫實向虛”，助推浮躁的社會風氣盛行。

第五，逆全球化趨勢蔓延是投資增速放緩的國際化原因。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意大利公投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頻發，顯示國際上民粹、本土、反全球化趨勢日漸成形，令中國嚴峻的進出口形勢雪上加霜。同時，美聯儲加息成為本年度牽動中國資本流動、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資本市場波動的重大事件。2016年，我國進出口總值36849.3億美元，同比下降6.8%。其中出口20974.4億美元，下降7.7%；進口15874.8億美元，下降5.5%；貿易順差5099.6億美元，下降14.1%；2017年1-2月，得益于進口拉動，進出口數據好轉。1-2月，我國進出口總值5635億美元，同比增長13.3%。其中出口3028.1億美元，增長4%；進口2606.9億美元，增長26.4%；貿易順差421.3億美元，下降50.4%。

第六，民間投資的積極作用未能得到有效發揮。自2012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放緩，從2012年的24.8%放緩到2015年的10.1%，而2016年增速僅為3.2%。2017年1-2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4977億元，同比名義增長6.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3.5個百分點，但仍低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8.9%）。今年前兩個月民間投資的陡然上升與年初PPP項目的集中落地應有很大關聯。然而，PPP項目落地峰值或從二季度開始逐步退潮，對基建和民間投資的拉動作用也將明顯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