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參加政協是從1978年第五屆全國政協開始的。粉碎“四人幫”后政協恢復活動，委員由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組成，有許多都是在“四人幫”肆虐時的受迫害人士。大家踴躍發言為撥亂反正提建議，還紛紛表達自己建功立業的決心，一派新生氣象。我當時在委員中算年紀較輕的。上海市的全國政協委員去北京開會是坐火車去的，路上需要20小時左右，隨行的工作人員很少，于是我和另一位阮雪榆委員就臨時負擔起照顧上年紀委員的義務，幫助拿行李，照顧上下車，大家相處得非常愉快。

　　上世紀90年代，我又被推薦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委。1993年，我參加了八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大會，我的老伴胡和生也繼續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我們兩人分屬教育一組和教育二組，我擔任教育一組的召集人。

　　隨著政協工作越來越活躍，對政協工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要抓住各個領域中的重大問題建言獻策。就教育組而言，先后就國家對教育的投入、教師隊伍的斷層現象、重視基礎研究、拖欠中小學教師工資等問題開展了深入的討論，我們的工作方式往往是先在小組里進行一般性討論，領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常委會工作報告的精神，委員們同時也提出當前工作中面臨的實際問題。由于委員們都來自教育工作的第一線，對教育工作的規律和實際情況有深入的理解，發言的水平一般都很高，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心議題和多項提案，不但對實際情況有深刻的分析，而且對解決辦法也提出了有效的倡議，從而在參政議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八屆后期到九屆，政協大會中還有一項特別的活動。在政協大會開幕后、人大會議進入討論前，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到各界聽取委員們的意見和建議。為此，我們教育組舉行聯席會議，準備了有分量的發言，好使領導同志更深入地了解實際情況和委員們的建議。舉例來說，關于國家對教育的投入過低的問題，幾乎是每次會議的主題之一，通過和領導同志的直接交流，委員們了解到“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財政收入增長跟不上GDP的增長”等問題，困難的確很大。大家運用集體智慧建言獻策，促成了教育經費的增加應快于財政收入，吸收各方面的力量投資興辦教育等解決的途徑。

　　政協是一所大學校，我和夫人胡和生都有幸擔任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活動成為我們一生經歷中很重要的部分。（作者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