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經濟調控實踐看，政府實施供給側管理已有成功經驗在先。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當局區別對待、重點支持，先后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實行“定向寬松”，結構化運用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更是為優化結構而不遺余力。

第三，從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的我國具體國情看，客觀上也需要實施理性的供給側管理。在“三農”、區域協調、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科技創新、國防、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建設、補短板優結構等方面，急需通過深化改革和制度供給，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和隱患，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后勁。

由此可見，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造概念，而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聯系實際的轉軌與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不是搞所謂“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構造中國式現代治理，實現中國式超常規發展。換言之，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是以改革為龍頭，結構優化為關鍵，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打造新的動力體系。從供給側相關因素看，主要涉及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制度及管理這五項。歷史經驗表明，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在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過程中，對于發展的支撐和貢獻明顯。在此之后，難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因此，為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依靠后兩大要素的潛力釋放——以科技創新提供“第一生產力”，以制度改革帶來“最大紅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打造發展“升級版”新動能。

針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與問題，亟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約束，包括合理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力供給及人口結構；積極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深化金融改革，使間接、直接融資產品多樣化，加大服務實體經濟的力度和精準度；推進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釋放科技創新潛力；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主體活力；主要通過市場化的兼并重組，淘汰落后、過剩產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構，轉變政府職能，等等。

雖然從供給側發力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不僅可以有技術層面的“后發優勢”，不僅可以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的某些“后發劣勢”，還有望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支持之下供給側實踐的“先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