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4日訊（記者  韓柳潔）今年年初，全國多個城市出租車司機因份子錢高、打車軟件公司推出的專車服務搶占出租車市場等原因罷運，與此同時多個城市管理者將專車定性為非法營運，叫停專車服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對于“打車”這件事的高度關注。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施杰和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參加了某網站主辦的“出租行業改革與出行方式革新”專題座談會，施杰委員、蔡繼明代表與相關領域的學者、企業負責人圍繞專車服務以及出租車行業改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專車被叫停 “依法但不合理”

　　城市“打車難”問題受詬病已久，出租車行業改革呼聲不斷，但是遲遲未有實質性進展。互聯網技術發展催生的“專車”服務再一次將出租車改革的討論推向高潮。

　　“專車”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風波呢？原因在于專車與出租車提供的服務相似，但是卻未經“特許經營”，因此圍繞專車最大的爭議在于是否違法？

　　施杰委員表示，根據1997年出臺的《城市出租車管理辦法》，出租車屬于特許經營，必須要經過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的批準才能夠從事出租車的客運服務，如果未經批準，則劃為非法運輸。“從法律規定來看，叫停專車是依法進行的，但是出租車特許經營的法律規定本身是否合理，有待進一步討論。”

　　蔡繼明代表觀點略有不同，他認為，專車服務打了一個“擦邊球”，利用互聯網的平臺，由汽車租賃公司供車，勞務公司提供駕駛員，這幾個環節都能找到相關法律法規依據，在現有體制下“不知不覺”獲得了類似于出租車運營的身份。但是無形當中對單一的壟斷的出租車體制產生很大的沖擊，逼著它不得不改。

　　放開出租車與保障出行安全不沖突

　　此前，各地政府管理部門叫停專車的一大理由是未經許可運營的專車無法保障安全。對此，施杰委員和蔡繼明代表并不認同。

　　“專車的安全問題是個偽問題。”施杰委員提出，首先，道路運行中本身存在一定安全風險，并不會因為行駛車輛是否經過特許經營而變化；其次，已有的車輛年檢、駕駛員資格考核就是為了保障行駛車輛安全，從這個角度來看，專車甚至是黑車的安全問題是個偽問題。

　　蔡繼明代表對施杰的這一觀點表示認同，并進一步提出，黑車或者專車不安全，不是出租車行業不能放開的原因，而恰恰是不放開的結果。“沒有放開市場，應市場需求而生的黑車、專車運營無法納入監管，才有了所謂的安全問題。”

　　對于專車的安全質疑，快的打車高級事務總監葉耘在座談會現場也進行了回應。“在移動互聯網技術背景下，‘車到底安不安全’、‘人安不安全’都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葉耘介紹，快的專車服務對司機和車都設置了門檻：司機需要有5年以上的駕齡，沒有不良或者犯罪記錄。還有路考和筆試以及服務培訓；專車沒有低于18萬元以下的，快的要求租賃公司給車輛購買一百萬的第三方責任險，每個座位有最高30萬坐乘險，50萬的交通意外險，這個是我們的準入門檻。

　　此外，專車服務全程監控，從乘客下單到專車到位以及整個行駛過程覆蓋。很多黑車出現問題在于你不知道車去了哪兒，不知道這個人什么時候上車、什么時候下車，專車從技術層面解決了這一問題。

　　出租車行業能否放開，如何放開

　　對于專車的討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出租車行業的改革。

　　為什么要改？

　　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租車課題調研組成員王克勤表示，出租車行業最大的問題是出租車業剛性控制與公眾激增的市場消費需求之間的矛盾。打車難，大多數城市居民都有過切身感受。“為什么不讓更多的車在街上跑，給公眾提供無限的出行方便與最低的價格這樣一個公共服務呢？”王克勤認為，這正是出租車行業管制的問題，技術的發展、市場需求的增加都呼喚整個行業的改革。

　　施杰委員和蔡繼明代表同時提出立法機關、相關管理部門應該針對出租車行業的新特點和老百姓的需求，及時作出調整和改革。

　　1997年的《城市出租車管理法》規定對出租車實行特許經營，同時對出租車數量進行總體規劃。“出租車是市場化運營，為何需要特別許可？李克強總理一上臺講這一屆政府開門辦事的第一件事就是簡政放權，出租車行業為什么不能放？”施杰表示，隨著社會的發展規則會發生變化，政府作為積極維護整個秩序穩定的主導者也應該積極發生轉變。現有的法律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必然，但是到了現在社會公眾的呼聲都很高，市場也急迫需要的時候，主管部門、立法機關應該主動關注到這個話題來改變現有的法律制度，從而真正讓整個出租車行業歸于一種正常的狀態。

　　那么，如何放開出租車運營？蔡繼明代表從“依法改革”角度指出，改革很大程度上要突破現行的不合理的法律法規，這可能涉及依照現行法律改革反而“違法”的矛盾。因此，蔡繼明提出，依法改革應該是依照法定程序而不是現行法律改革，他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33個縣市區暫時停止執行《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若干條款》為例，提出改革出租車行業管理現行規定，也可以通過立法部門授權暫時停止執行相關法律，試行改革，經過試點后逐步廢除不合理的法律法規。

　　回應市場需求 鼓勵出行方式革新

　　座談會現場，蔡繼明代表表示，出租車行業不算大，打車難的問題看似小，但是其關系著老百姓出行的便利不便利，也影響人們的幸福指數，因此說出行是民生一點不為過。

　　施杰委員表示，關注“打車難”，呼吁出租車改革，他不僅是作為委員，也是作為一個市民、一個經常打車的乘客有感而發。技術發展催生的打車軟件、電招出租車服務為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便利，滿足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應該對現行法律規定作出調整，而不是抑制創新。

　　“鼓勵出租車行業的創新，與乘客、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并不矛盾。”蔡繼明代表補充解釋，專車服務引發出租車司機的擔憂，其根源不在于這種新的服務形式，而是司機因為高額的份子錢被“綁架”，不愿意增加承運車輛來稀釋收入。如果放開出租車行業授權經營，允許出租車行業的充分競爭，乘客可以享受更加優質的服務，也會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從業生態的良性轉換。

　　專家及企業代表對革新出行的具體方式表達了看法。

　　王克勤提出，全世界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整個公共出行交通問題最終不是靠出租車解決的，而是充分大力發展大容量公共交通，即單次載客在10人—20人以上的公共交通。各地政府積極投建地鐵、公交即是從這方面著力。“我們的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務員’，定位應是為公眾提供價格最低、質量最好的公共服務。”

　　“專車是互聯網技術發展的產物，我們做專車的目的是為公眾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葉耘表示，專車服務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是希望能夠提高供給，解決基本的需求問題；第二是希望提供個性化、差異化的服務；第三是整合閑置交通資源，包括租賃車輛，普通的家用車輛還有事業單位的公用車輛，把這些資源利用起來。